摘要：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衣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关键词：赵树理《“锻炼锻炼”》；莫言；《天堂蒜薹之歌》；“问题小说”
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1]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2]，三十年间基层政权与底层民众的关系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反而更加严重地走向对立。
莫言在谈及自己的创作道路时曾多次提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及其“三仙姑”的形象，倒没见得有所提及《“锻炼锻炼”》，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我们把它与《天堂蒜薹之歌》放在一起加以理解。不仅两位作家都受到说书艺术的影响，并在这两部作品中有所体现，而且《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当事者都被警察直接押进乡政府大院，并进而被送进法院。关键是，基层政权力量屡屡以国法的名义对当事者采取强制措施，并被戏谑为“以身试法”[3]。甚至在收监期间，犯人们则直接称呼看守为“政府”，这就把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更加直接地呈现出来。
赵树理曾称呼自己的小说为“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4]。起初，赵树理跟随部队到农村，主要写演唱材料，向群众作宣传。后来在领导的授意之下，写出了比单纯宣传更有效果的文学作品，也就所谓“专业化”了。有的作家认为下乡工作会耽误写作，他说“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可惜我这个人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又非叫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只怕那样我能起的作用，至少，也不会比搞写作小!”[5]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赵树理为什么总是不断地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并把自己的思考形成材料。1959年8月20日，有鉴于被《红旗》邀请写小说，赵树理写信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把自己在农村的苦恼和创作上的困境和盘托出。“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6]这就是长达万言的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根据陈徒手的研究，这篇文章被印成作协绝密文件，供内部批判使用。并且在《红旗》杂志该文的“来稿处理单”上，保留着“观点很怪”“有的甚至很荒谬”的意见。所谓的“荒谬观点”之一就是赵树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领导身份的问题，他写道：“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少其积极性。”[7]这里，赵树理着重突出由“政权”身份而直接造成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在随手举出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例子后，赵树理说出了大多数人都看得到的现实：“计划得不恰当了，它是不服从规定的。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国家规范了，就是产量偏不就范”[8]。相对于当时干部队伍中大多数人都意识到的问题存在并作出简单表态，赵树理的言论无疑比较强烈。甚至“听了庐山会议传达后，别人不轻易表态，他却向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鸣”[9]。因为自己的敏锐和忍不住的关怀，赵树理不由自主地踏上了被批判之路。根据陈徒手的考察，当时的批判已经具有浓烈的火药味。比如“赵树理采取与党对立的态度，有些发言是诬蔑党的，说中央受了哄骗，这难道不是说中央无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有什么区别……”“我们要问树理同志，你究竟悲观什么？难道广大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前进，还不应该乐观，倒应该悲观吗？树理同志，我们要向你大喝—声，你是个党员，可是你的思想已经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沿着一个方向前进。”“……赵树理的态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嘲笑和诬蔑的态度，实在太恶毒了。仿佛应批判的不是他，而是党和党中央……”“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10]至此，赵树理已经无从辩驳。他终于伤感地意识到“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11]。尽管此后的形势起伏波折，也有所变化，尽管早就树立了所谓的“赵树理方向”，但终究还是埋下了“罪证”。
赵树理一直为不能做好“农村工作”而纠结不已，甚至宁愿放弃所谓的高级的写作事业也在所不惜。然而，历史常常在错位中发展。当时代的“农村工作”即便做得如何有效也已经一去不复返，况且已经被反复证明问题重重，然而，赵树理的“写作”却永远流传下来。他所着力关注的核心命题依然是他敏感到的“政权”问题，这在其《“锻炼锻炼”》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
《“锻炼锻炼”》是一篇相当独特的文本。既有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围绕“民间”、“反讽”、“语言”、“隐喻”、“大众化’、“农民意识”、“人的意识”、“女性意识”、“伦理意识”、“解放意识”、“生存意识”乃至“现代化”等层面均有阐释。表面上写的是以“小腿疼“吃不饱”为代表的落后农民改造及其合作化道路问题，而究其实质则是作家自始至终倾力关注并倾心思考的“政权”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政权”身份与民众的关系，这也是作为“问题小说”作家的赵树理一再强调的关键命题。
《“锻炼锻炼”》开篇，合作社副主任杨小四针对“争先社”两个有名人物“小腿疼”和“吃不饱”贴出了批评性、讽刺性的“大字报”。这种本来用于群众向干部提意见的舆论渠道，现在被反过来运用在群众身上了。“小腿疼”和“吃不饱”自身的确存在问题，但采用这样的方式是否合适也值得讨论，况且究其本源，恐怕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当时的农村政策。因为，这并非一个两个的个别现象，而是存在大量类似“小腿疼”、“吃不饱”的群众。在几个年轻干部把整风和生产相结合并且设计整治消极取巧的劳动妇女之后，支书王镇海认为“这些年轻人还是有办法！做法虽说有点开玩笑，可是也解决了问题！”而主任王聚海则认为这样的动员办法不可靠，“勉强动员到地里去，能做多少活哩?”于是，支书不无批评地说了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想到全社的妇女你连一半人数也没有领导起来，另一半就咱那个小腿疼嫂嫂和李宝珠（即“吃不饱”——笔者注）领导着的！我的老哥！我看你还是跟那几位年轻同志在一块‘锻炼锻炼’吧!”[12]面对现实，主任无话可说。显然“小腿疼”和“吃不饱”也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甚至丝毫不亚于“善于”“捉摸性格”的老主任拥有的群众基础，她们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已。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问题就严重了，赵树理一直思考的是，为什么农村的政策不能相应地带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恰恰相反？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面对“落后”农民以及树立起来的落后“典型”，基层干部首先采取的是“大字报”式的公开批评，其次是有意识地谋划、误导乃至诱骗。而引起当事人反应或者出现不良后果的时候，则直接动用“政权”力量批判、威胁并强制执行。当“小腿疼”因为被贴快板大字报而去社房理论并试图扑向杨小四时，“杨小四料定是大字报引起来的事，就向小腿疼说：‘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请得到法院。’……小腿疼一听说要出罚款要坐牢，手就软下来，不过嘴还不软。她说：‘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问问你政府规定过叫你骂人没有?’……‘你们都是官官相卫，我跟你们说什么理？我要骂！谁给我出大字报叫他死绝了根！……’支书认真地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你实在要不说理要这样发疯，这么大个社也不是没有办法治你！’回头向大家说：‘来两个人把她送乡政府！’”[13]为了对付“小腿疼”，干部们在这里不仅搬出了政府和法院，还有毛主席。“小腿疼”已经有些胆怯，正好见主任王聚海一拦，也就顺势抽身而走。
当“落后”群众发现被杨小四诸人设计、误导甚至诱骗参加生产之时，便纷纷打算溜走。这时，杨小四说的是：“谁也不准回村去！谁要是半路偷跑了，或者下午不来了，把大字报给她出到乡政府！”当被定性为“偷棉花”而被要求作出交代的时候“小腿疼”并不承认自己是偷的行为，并坚持正是杨小四安排大家来“偷”的。“就是你！昨天晚上在大会上说叫大家拾花，过了一夜怎么就不算了？你是说话呀是放屁哩?”她一骂出来，没等小四答话，群众就站起来了：“你要造反!”“叫你坦白呀叫你骂人?”……队长则直接提议“想坦白也不让她坦白了！干脆送法院!”这里，再次搬出了“乡政府”和“法院”。大家竟然一致赞成。虽然总是“随风倒”的乌合之众不足为信，但却有助于批判气势的形成。“小腿疼”开始发慌，杨小四则发出最后通牒：“交代不交代？马上答应，不交代就送走！没有什么客气的！”接下来虽有小插曲，但最终还是因为怕进法院“小腿疼”终于彻底坦白交待。
显然“乡政府”和“法院”已经成为基层干部们得以制胜的绝对武器，尤其在无计可施之时，总是屡屡奏效。当然，也成为“小腿疼”们内心深处的最大顾忌和恐惧之所。可以设想，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如果能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话，基层干部就不会时时处处运用这样的武器，同样，“小腿疼”们也不会担心被送往此处，反而会求之不得。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基层干部和底层民众之间总是矛盾和对立，但在对于基层政权的认识方面却达成了惊人的共识，至少在心理上有着相似的感受。所以方动不动就要往“政府”和“法院”去送，而另一方则坚决不去“政府”和“法院”。于是，即便再复杂再纠缠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然而，这样的凭借政权力量介入的解决方式是长治久安的吗？是否已经埋下更深的隐患？所谓的“锻炼锻炼”，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话，无疑简单化了。即便迅速有效地解决了问题，恐怕也不是异常敏锐的赵树理所能接受的，甚至可能恰恰是对所谓“锻炼锻炼”的质疑。
赵树理在五十年代对基层政权和底层民众关系的思考与表达，到了八十年代的莫言那里得到了继续的回应和表现。
《红高粱》带来的出乎意料的知名度，让莫言声名大振。常理而言，作家一般会继续沿着既有的成功模式而延续自己的写作惯性。莫言的计划也是如此：“写完了‘爷爷奶奶’这一代，就应该写‘父亲’这一代，写完‘父亲’这一代就应该写‘我们’这一代。”[14]可以想象，如果按照这样的写作思路走下去“红高粱家族”或许更为丰富和壮大，当然也有越写越窄的可能。然而，美好的写作理想并非遵循作家的一厢情愿，文学创作之路绝非设想出来的结果。越是优秀的作家，往往越能超越自己的写作计划。
1987年，山东临沂地区的一个县发生了著名的“蒜薹风波”，震动全国。本来的蒜薹丰收，却由于官僚主义、官员腐败以及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而致使农民销售无门、损失惨重，进而引发围攻县政府的轰动事件及其后续的连锁反应。正是这个事件，打断了莫言继续为家族立传的“家族小说”创作计划，用三十几天时间写出了义愤填膺的《天堂蒜薹之歌》。“本来红萝卜、红高粱已经很红了，我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路线走下去，可这一转向却让我对现实社会进行了直接的干预。这样写眼前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的责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15]这部小说的诞生，与其说是社会事件对作家敏感神经刺激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作家因其社会使命感而主动选择社会事件的结果。如莫言事后所说，“在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时，我常常向报界和朋友们预报我即将开始的创作计划，但《天堂蒜薹之歌》使我明白了，一个作者的创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他向一个设定的目标前进时，常常会走到与设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地方。”[16]显然，本来是设定了“家族历史小说”的前进目标，却走到了“社会问题小说”的轨道。
时至今日，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天堂蒜薹之歌》的写作时间。那是一个思想解放不久、社会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呼声高涨的年代。正是这样的时代氛围，加上社会轰动事件的影响，激发了莫言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于是一蹴而就地写出这样的作品。甚至于作家出版社在1988年4月出版单行本时，曾经直接将书名改为《愤怒的蒜薹》。作者坦言，“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饥饿之书，也是一部愤怒之书。写这部书时我更没有想到要创新，我只是感到满腔的愤怒要发泄，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广大的农民兄弟。”[17]
面对恶劣的现实生存环境，作家悲愤不已、不平自鸣，作为一种情绪的“愤怒”直接构成《天堂蒜薹之歌》的核心主题。其中，最鲜明的是对基层政权代表者的“愤怒”。开篇第一章，高羊的被捕即是村主任高金角诱骗的结果。被收监后的高羊不断地闪回自己的生活，不仅回忆起父子两个被校长羞辱并被开除的经历，更想起因为埋葬母亲而被大队书记、治保主任和民兵共同伤害的过程。当高羊为自己被打成地主阶级的爹娘诉苦正名之时，却被大队书记定性为“翻案”并企图加以否定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于是被民兵击打后脑，被治保主任用木板抽打脸腮，被关禁闭，直至被一根生满硬刺的树棍戳进肛门[18]。高羊的生命中，似乎永远摆脱不了被“喝尿”的命运一贫下中农子弟让他喝尿、红卫兵让他喝尿、同监的罪犯让他喝尿、治保主任让他喝尿。高羊俨然一只任人宰割的“羊羔”一直被作为牲畜对待，哪里还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保障。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中，该是怎样的“愤怒”才能表达。
面对金菊将被连环换亲的命运，高马登门求婚，却遭到方氏父子的联合暴打。挨打后的第二天，高马到乡政府找到民政助理员，状告方四叔破坏婚姻法，强迫女儿换亲并施加伤害，而杨助理非但不为民作主，反而收受贿赂，助纣为虐。不但横加干涉他人婚姻、进一步破坏婚姻法，而且对高马加以羞辱并施以新的暴力。在这里，人从来就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乡政府大院里的五十多个人——当官的、打杂的、管水利的、管妇女的、管避孕的、管收税的、管通讯报道的、喝酒的、吃肉的、喝茶的、抽烟的——五十多个人，都悠闲地看着他晃晃荡荡的，像一根草，像一条被打伤的狗，走出了乡政府的大院。”[19]甚至在抹着满手鲜血的时候还遭到看门青年的背后一脚，还有咒骂。在哪怕最基层的权势者眼中，像高马这样的弱势者的存在已经与狗无异。
杨助理可谓两面三刀的典型代表。在接下来的请吃场合中知法犯法、既普法又违法。一方面，他提醒换亲各方当事人不能打人，打人犯法，打自己的闺女也是犯法；另一方面又要“是亲三分向”，为打人者出谋划策，并且不惜违法去更改户口。进而，杨助理又亲自参与对高马和金菊的围追堵截，并主导了对高马的“私人审讯”。高马和金菊都被麻绳捆住，又在杨助理的教唆下，被方家兄弟致命暴打。而一旦感觉有了危险之时，杨助理随即有些慌张，担心受牵连而承担责任，又迫不得已地参与对高马的施救。
还是这个杨助理，在方四叔被王书记车辆撞死之后，再次出面协调解决。在那漫漫无期、绝望等待的蒜薹售卖之路，方四叔被乡政府王书记的黑车连人带牛一同卷入黑暗中。方家母子三人把尸首放在乡政府大院里等待处理，最终等来的却是唯一的杨助理。这个被方家老大称为“八舅”把方家老二当作长工的“救星”，实质是装模作样的可恶的“帮闲”角色。面对方家的质询，杨助理展现出高超的嘴脸：“王书记不是司机，他怎么能轧死你爹？司机轧死了你爹，他犯法，法院自有公论，你们把尸体抬到乡里，招来千万的人，干扰乡里工作，乡虽然小，但也是一级政府，干扰乡里工作，就是干扰政府工作，干扰政府工作就是犯罪。本来是你有理，这一闹，你反而没理了，对不对?”“谁告诉你说王书记贩卖蒜薹？你这是犯了诬陷罪！王书记今天去县里参加紧急治安会议去了，是县里的紧急治安会议要紧，还是你爹的事要紧？王书记开会回来就要布置严厉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行为，你们正好做个典型!”“依我看，你们赶快把你爹抬回家，赶快去火葬，今夜去不了，明儿早上去。……你爹死了你们还要继续过日子是不是？这样闹下去，担了罪名不说，还要把自家的日子给败坏了”“王书记堂堂一个乡党委书记，手里哪天不是过千过万？只要你们不给他添麻烦，你想想他能亏待了你们？乡政府再小也是一级政府，指头缝里漏漏就够你们后半辈子过的了。”“人反正死了，一切都要考虑活着的人。说穿了，就是钱！怎么多弄点钱，就怎么弄。……王书记在县里四通八达，就算把司机判了刑，过不了两个月就会出来，照开他的车。你们得罪了王书记，还落一个混账人家的恶名，老大老二就甭说媳妇啦。要是你们不告，回家安安稳稳地把死人发送了，大家都会说你们善良，落个好名声，王书记也说了，只要你们答应私了了这件事，他保证对得起你们。你们掂量掂量，该怎么办自己拿主意。”[20]本是草菅人命的恶性事件，竟被如此威逼利诱的强盗逻辑所取代，又怎是“愤怒”所能容忍。
更为典型的“愤怒”还来自于作为政权机器执行者的警察与群众之间的直接而尖锐的对立。并且已经表现为赤裸裸的暴行，而且绝无调和的可能。《天堂蒜薹之歌》中，众多人物上场，然而却难以确定谁是主角。或者说，其中根本没有主角，只是芸芸众生的普遍生存状态。如果说要有的话，所谓的“主角”其实是一种“愤怒”的情绪。
在表达“愤怒”的主题时，《天堂蒜薹之歌》直接表现了基层政权力量及其执行者对于底层民众的“暴行”。开篇遭到诱捕的高羊，不明就里地经受了警察的直接行径。即便坚信自己始终没有哭，但却是满眼的泪水。紧接着，又被警察用手铐连在了槐树上。听到失明女儿的呼唤，高羊拼命挣扎，被电击在地。“等他醒来时，发现手铐又亮晶晶地箍在手脖子上。它深陷进皮里，好像把根扎到骨头上。他的头脑沉重，什么事也记不清楚。”[21]此后，诸如此类的“暴行”不绝如缕，一直贯穿文本的始终。
当高羊被推进派出所办公室时，他看到了打碎县长办公电话的“马脸青年”带着手铐蜷缩墙角。“那青年一定吃了不少苦头，高羊看到他左眼肿得只剩下一条缝， 围着眼一圈青红皂白。那一线眼缝里射出的光芒冷冰冰的，睁大的右眼却流露出一种绝望的、可怜巴巴的神情。”[22]马脸青年被折磨得呕吐满地，脸苍白得如窗纸一样，进而被女警猛泼凉水。那些冷笑的抗议，终究不能抵挡如此的暴行，结果脸部肿胀，变成酱色。他的身体逐渐滑下来，团簇在树根上，他的头耷拉着，形成下跪磕头的姿势。接下来的场景，足以让人过目难忘。“乡政府院子路不宽，也许是司机喝多了，也怨马脸青年头长，也是他命该如此——装满家具的汽车在路过马脸青年时，车厢上露出来的一块三角铁在他的脑袋上剐了一下，裂开了一个白乎乎的大口子，白了一霎霎，就咕嘟咕嘟冒出了黑血和一些豆腐渣一样的东西。马脸青年哼了一声，身体往前一栽，头颅虽长，也没触到路上一反锁在杨树上的双臂拉住了他的身体。他的血喷在路面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警察们呆了一会儿。……结巴警察急匆匆脱下警服，包住了马脸青年的头。”[23]看起来命该如此，实际上草菅人命。如果说此前还是有意识的折磨，至此已是漫不经心的杀戮。
高羊被关在县公安局临时看守所的一间大监室，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着监室的暴行。不仅有犯人之间的互相的暴行，更有看守直接施加的暴行。“混蛋，你们活够啦！吃饱了撑的你们这群王八蛋！再打架，卡你们三天的草料！”[24]这里，根本没有人的存在，已经把人当成牲畜了。
与高羊相比，暂时摆脱警察抓捕的高马走上了更加艰难的逃难之路。颠沛流离中，是肚腹中燃烧般的焦渴、周身皮肤的刺痛与刺痒，眼睛肿成两条缝，视力只剩下一条线。在桑槐之林转了半夜，黎明时才从鬼魅的世界清醒过来。仅仅流浪一天，就感到了与世隔绝的巨大痛苦。及至面对金菊的上吊自杀，高马的精神彻底崩溃。待到安葬金菊时的再次被警察抓捕，充斥高马内心的也就只有仇恨了。从爱到恨，高马已经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他不再接受任何的辩护和审判，只是在表达“我恨你们”的意见，只是在表达被“枪毙”的请求。再到金菊被结“阴亲”、四婶上吊而亡，劳教中的高马也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岗楼上的警报器尖利地鸣叫起来。……高马迎着太阳狂奔，强烈的光线刺着他的眼睛，雪的原野上，新鲜的自由的空气如浪潮一样翻滚着。他狂奔，他不顾一切，他想报仇，他感觉到自己在腾云驾雾。突然，他感到自己莫名其妙地栽在了雪地上。他的脸触到了冰凉的雪。他感到有股灼热的液体从背后喷出来。他低唤了一声‘金菊……’便将脸埋在了雪里。”[25]连劳教干部都认可的好人，就这样主动选择地倒在了监狱哨兵的枪下。
为了申明方四叔的不白之冤，即便老实巴交的方四婶也被收监了。不仅被推搡踢打加电击，更被取笑威胁加恐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也就只有了穷途末路。“人活着是不容易。俺有时候就想，人哪里比得上条狗呢？狗有人给它拌糠吃，没有糠吃泡屎就饱了。狗身上有毛，不用发愁没衣裳穿。人呢，既要操持着吃，又要操持着穿，忙忙碌碌一辈子，到老来，养着好儿女还好，养不着好儿女还得挨打受骂……这个世界，本不是咱这号人活的……想开点吧，实在活不下去，寻思个方方就死了……”[26]不仅被当作牲畜看待，甚至自感还不如牲畜，方四婶的最终选择其实也就顺理成章了。
《天堂蒜薹之歌》对于基层政权和底层民众对立关系的再次揭示，不仅是对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接续、推进和延伸，也是对“农民作家”赵树理的精神契合和崇高致敬。
赵树理创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农民看得懂并且起作用，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27]。而莫言则进一步宣称，自己的创作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28]，自己本身就是群众中的一员《天堂蒜薹之歌》就是这样的产物“尽管我人在京城但我心在高密；尽管我身披军装，但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民。我觉得农民跟我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出来把这个题材写成小说，我会良心不安的……”[29]和赵树理一样，莫言同样是农民中的“圣人”、写农民的“圣手”。如果说在赵树理写作的五十年代，文学理所当然地为政治服务，那么在莫言写作的八十年代，文学却正在逐渐摆脱政治的枷锁。“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幻想着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其实也没有想到要替农民说话，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30]在论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莫言专门以自己的《天堂蒜薹之歌》为例加以说明：“那些积极干预社会、勇敢地介入政治的作品，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性关怀，更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的文学坐标，更能引起千百万人的强烈共鸣并发挥巨大的教化作用。”[31]其实，这也同样是赵树理的创作主张和文学实践。尽管没有证据直接证明莫言的创作受到赵树理的影响，但并不妨碍我们把两位“农民作家”联系在一起来理解并阐释。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极不相同，但却有着太多的相似性。
往往越是贴近现实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甚至很容易不自觉地成为对生活和事件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提供了一个“文学如何介入生活”的范例。“这篇小说按说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小说，而且是一篇完全以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为原型的小说。它之所以没有变成一部简单的说教作品，我想在于我写的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塑造人物的时候写了自己的亲人。也就是说这部小说之所以还能够勉强站得住，最重要的就在于它塑造出了几个有性格、能够站得住的人物，并没有被事件本身所限制。如果我仅仅是根据事件来写，而忘了小说的根本任务是塑造人物，那么这部小说也是写得不成功的。”[32]除了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和赵树理一样，作家的生活经验在这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由于我对农村、对农民非常熟悉，所以我根本没有到发生蒜薹事件的县城里去调查。我把这个事件移植到我所熟悉的乡村里来，把我的叔叔、大爷、我的乡亲们，放到小说里来描写。尽管是一部慷慨激昂的干预政治之作，但由于我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我对农民的了解以及对他们感情方式的把握，救了这部小说，使它没有变成浅薄的政治读物……”[33]如今，“蒜薹事件”已经成为过去，而“蒜薹之歌”却依然流传。不可否认文学的社会性和批判性，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干预社会、介入政治，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注释
[1]莫言：《天堂蒜薹之歌》，载《十月》1988年第1期。
[2]赵树理《“锻炼锻炼”》，载《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3]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4]《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5]康濯《写在〈赵树理文集续编〉前面》，陈荒煤等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47页。
[6][7][8][9][10][11]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6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59页，第160页，第162页。
[12][13]赵树理《“锻炼锻炼”》，载《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14]莫言《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012年版，第252页。
[15]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16]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新版后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31页。
[17]莫言《用耳朵阅读》，第45页。
[18]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179—181页。其实，这里已经有了后来的“檀香刑”的初级表现。
[19]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34—35页。
[20][21][22][23][24][25]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236-238页，第41页，第42页，第55页，第106页，第316页。102
[26][30]莫言《天堂蒜壹之歌》第143-144页，第330页。
[27]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主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28][29][31][32][33]莫言《用耳朵阅读》第79页，第252页，第183页，第283页，第209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8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