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丛新强教授莫言研究系列成果之二:《论莫言“抗战”书写的论争及其内涵》

时间:2021年01月21日 15:24 浏览:

      如果把莫言作品中的“时间”线索加以梳理的话,不难发现其创作所贯穿的正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其间的“抗战”书写同样极为醒目,而这又主要体现于两部备受争议的文本,即《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前者是其创作风格“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后者是其创作命运“最为沉重”的作品,二者均以“抗战”开篇,进而铺陈出历史的转换与伦理的嬗变。也恰恰在“抗战”这一基点上,两部相距十年的作品呈现出内在的联系和差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在1939年日本人的侵略和杀戮中的艰难生育,正是接续了《红高粱》的故事背景。而《红高梁家族》中那个复杂多面的余占鳌,似乎已经转化为《丰乳肥臀》中备受莫言和上官鲁氏推崇的司马库。墨水河桥的对日伏击战和“火烧”日军的场景以及日本侵略者对于平民百姓的蹂躏与屠杀,两部作品也是基本如出一辙。可以说,正是通过《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莫言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无法绕过的“抗战”,哪怕主要的是承载历史转折和人物命运的“抗战”背景。

四老爷出现在祭蝗大典时,被休的四老妈骑驴还乡,途中被一伙军人劫持受辱,她的情人锔锅匠李大元为保护四老妈孤身与一群士兵枪战,四老妈中弹身亡,李大元自杀殉情。祭神活动本来威严神圣,但四老爷主持的驱蝗仪式分明是驱蝗入邻、损人利己。在四老爷高声诵读的祭文中,一方面自诩食草家族“敬天敬地、畏鬼畏神……不敢以万物灵长自居,甘愿与草木虫鱼为伍……拳拳之心,皇天可鉴”;另一方面则祈求蚆蜡神率众迁往河北,那里“沃野千里,草木丰茂,咬之不尽,啮之不竭,况河北刁民泼妇,民心愚顽,理应吃尽啃绝,以示神威。”[2](P78)这番嫁祸之论,显示出表面讲究仁义道德的“食草家族”狭隘自私甚至恶毒的一面。四老爷本人和以其为代表的“食草家族”的恶劣行径预示着面对蝗灾的无力和失败,也预言着整个家族的混乱和衰败。事后,四老爷与九老爷为争夺邻村穿红衣的小寡妇而反目成仇,九老爷在兄弟情斗中胜出,成为家族的新领袖,食草家族开始走向没落。


一、围绕《红高粱家族》的“抗战”论争


      《红高梁》在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经发表即引起热议,与此后的四个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7期)《狗道》(《十月》1986年第4期)《高梁殡》(《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奇死》(《昆仑》1986年第6期)一起构成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虽是少作,技术上有诸多粗疏之处,但文中那股子英雄豪杰加流氓的气魄,却正是借助了那股子初生牛犊之蛮劲儿才喷发出来。”1在1980年代中期文学观念反思和解放的思潮中,针对老作家提出的不亲历战争如何反映战争的问题,莫言提出文学创作不是复制历史,小说家写战争“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2

      与传统的“战争文学”注重对战争过程的再现完全不同,《红高粱家族》所借用的则是战争环境和战争背景。这一对此前的“战争文学”乃至“军事文学”传统的根本超越,同步带来了文学界的观念论争。尤其其中的“抗战”书写,更是激发出针锋相对的观点。李清泉在《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3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作品强悍的民风和凛然的民族正气,而且针对“我们过去的工业题材演化为车间文学,军事题材演化为军营文学或火线文学,是由于思想阻塞而形成封闭所造成的结果。是对相因相成相联相通的社会生活,进行人为的宰割”的状况,指出《红高粱》具备的是开放型新观念。同时,文章作者以其亲身的敌后经历对余占鳌和他的队伍进行的抗击日军和伏击战的取胜表示明显的质疑。相对于党所领导的进步力量在敌后所取得的绝对优势,作品对余司令的尊颂激扬欠些理智,在人物活动的历史环境的翻检审视中有所疏漏。而且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对罗汉大爷之死的具体细致的过程描写,认为超越了美学限度,并且是发生在对群众产生挫伤的群众场面。蔡毅的文章《在美丑之间——读〈红高粱〉致立三同志》4,认为作品在对战争题材的具体处理上采用自然主义倾向,脱离生活不足取。尤其对罗汉大爷遭遇的细致描写,违背了美感的要求。在人物塑造上由于强调性格的复杂性,而使得是非不分、美丑难辨。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进行抗战的描写不能让人相信,不符合历史实际。直到目前对《红高粱家族》的批判,还是聚焦于其人物评价和抗战历史:尽管不应该抹煞余占鳌们打鬼子的一面,但把他美化为抗日英雄显然不恰当,因为他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去抵抗;同样把戴凤莲美化为“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也不切合实际;更为突出的是,“作者却完全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尤其是歪曲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八路军形象,甚至在作者眼中的八路军只不过是一些“亢奋的狗群”。5显然,这样的批评正在溢出文本,也正在产生新的“歪曲”。

      与否定性声音同步,对《红高粱家族》的肯定性话语同样引人注目。老作家丛维熙认为莫言及其《红高粱》的写作是“‘五老峰’下荡轻舟”,相对于同类题材作品还停留在醉心于描写战争的过程(包括发动群众,瓦解敌人,内外配合,攻下碉堡),莫言用重彩描绘的是战争中的活人。与苏联描写卫国战争的第三代、第四代作家相比,和我们的作家作品明显拉开了距离。“他们已把描写战争的胜负得失推到了次要地位,而把战争中的严酷真实,特别是战争中人的全景摄象,推到了第一位置。因而,当我们读到这些作品时,感到灵魂的震撼。”6针对蔡毅的质疑式书信,冯立三在复信中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对于活剥罗汉大叔的细节描写,冯立三认为这是大残暴、大痛苦、大紧张、大悲愤,用于表现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未为不可,也能造成文学上的强刺激。而且对于后续的余占鳌割下日本兵生殖器放于其口的细节描写、豆官不忍砍杀负伤落马的日本兵时遭到余占鳌训斥的细节描写,都具有前提性意义。“《红高粱》描写罗汉大叔之死于前,展开伏击战役于后,并借豆官于战前战中对罗汉大叔的缅怀以突现民族仇恨,更是在利用结构的力量强化罗汉大叔的形象。如果活剥罗汉大叔的场面只是轻描淡写,上述的描写都将无所附丽。由残暴的敌人、高贵的受难者、受到英雄激励而复活和强化了民族意识的人民所构成的这个立体画面,我认为有很高的文学价值。”7对于难以评论的余占鳌,冯立三认为,杀人放火的土匪可以不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而能够和抗日民族英雄连到一起。况且在那个官匪不分、匪民难辨的时代,余占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土匪,其性质如何,都需要具体分析而不是概念式划分。而且自抗日之后,连他本人也不再认为自己是土匪:“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8由于孤军奋战而全军覆没,余占鳌朴素的民族意识和悲壮的抗战情怀得以充分表现。在同期的评论中,黄国柱则进一步从“军事文学”角度对《红高粱家族》作出整体性阐释。他认为莫言笔下的战争,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民族间的仇恨和对立,另一方面又具有某种抽象的寓义,是一种被虚化了的氛围。莫言所瞩目的,是“人在战争中”的种种被激化乃至被扭曲了的情感和心态。有人批评作品中看不到党的领导、看不到党对农民武装的改造引导、看不到农民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沿用了衡量过去战争文学的标准和尺度,而没有看到这些标准和尺度更多地应该用在历史学著作里。战争文学应该展示生命个体在战争条件下的存在方式,而不应该去追踪、显示赤裸裸的“历史规律”。“墨水河边的伏击战,以及日军的报复性的血洗村庄,不过是历史背景的依托。侵略军与各种抗日势力之间的对峙及胜败,并未构成旗鼓相当的文学角色,而始终占据在这幕历史活剧中心的显然是余占鳌及一系列和他命运攸关的人物。对于他们,重要的不是最终谁胜谁负——这个历史的定论早已人人皆知,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怎样地活着或死去。”9文学是以人为中心,战争文学更是如此,以“人”的视角来理解《红高粱家族》,诸多争议也就趋于平静了。


二、围绕《丰乳肥臀》的“抗战”论争


      如果说围绕《红高粱家族》的论争还是属于学理层面的话,那么《丰乳肥臀》面对的更多是政治批判。作品出版后,一方面受到好评并获得“《大家》文学奖”,另一方面遭遇到强烈的批评。1996年,以《中流》月刊为代表陆续发表多篇旗帜鲜明的批判文章。部队老作家彭荆风的文章《莫言的枪投向哪里》,较为集中地说明了问题之所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10或许正是由于非文学性的批评,除了莫言承受巨大的压力外,学界并未发生反响性回应,也就逐渐冷却而不了了之。或许意犹未尽,1997年第9期的《中流》又发一文,试图对此作一总结和延伸,认为“不了了之”并不是问题的真正解决。“《丰乳肥臀》的错误倾向,留在白纸黑字间,不因当事人的缄默而消解。同样,对《丰乳肥臀》的批评,也可谓言之凿凿,更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于是,在论争冷却下来之后,作者反倒思绪难平:“《丰乳肥臀》的出现,难道是一种偶然吗?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作家,竟然在自己的小说中,肆无忌惮地丑化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美化国民党还乡团,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国家的出版社,竟肯将《丰乳肥臀》这样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作品出版,并大张旗鼓地发给十万元的重奖,这又是为了什么?对《丰乳肥臀》的错误,长期无人觉察,无人批评,一旦批评起来,又处处掣肘,这到底为什么?”更进一步,作者似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文艺界出现的“告别革命”、“消解主流意识”的思潮使然。“《丰乳肥臀》也和这股思潮一样,在鼓动人们‘告别革命’,在‘消解’人们对共产党的信赖,‘消解’人们对抗日的正义性的确信。”因此,它既是这一思潮影响下创造出来的艺术标本,也是对这股思潮的一种艺术化的诠释。11时至今日反观来看,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错位的过度的诠释呢。

      对于《丰乳肥臀》面对的“政治批判”作出学术回应时,应该是到了2000年9月。易竹贤、陈国恩的文章《〈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通过商榷何国瑞先生的论断,进而评价其文学批评中的观念与方法。文章认为即便作品中存在问题,都是可以探讨的,“但不能重复历史的错误,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扣一顶‘反动’的政治帽子把作家和作品一棍子打死。如果只允许存在一种战争题材的创作模式,即使它绝对的‘正确’,我们认为也是要不得的。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花独放只能断送社会主义文艺的前途”。12文中总结出发生“政治批判”的表现和原因:“一是主观性:把具体的人当作某种类型的抽象符号,用先验的标准要求作品里的人物,而不是从作品所揭示的客观实际社会关系出发分析人,研究人物塑造的成败得失。二是片面性:只根据自己的需要,截取作品里人物的某一阶段的表现,把他们与特定的环境割裂开来,与他们的整个人生道路割裂开来,加以曲解。三是教条化:抱着一套20多年前曾经流行的理论,用政治批判代替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甚至上纲上线,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的,其总的思想根源不外乎一种流行过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把人当作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抹杀了人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把文学当作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的工具,抹杀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特点。”13这虽是针对何国瑞先生的批评和判断而言,其实同样适合上述所有对《丰乳肥臀》的言辞激烈的“政治批判”模式,也进一步从理论上理清了争论的焦点问题之所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丰乳肥臀》的重新进入“文学研究”开启了基础。



三、群众“抗战”与“文学”书写


      总体而言,就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中的“抗战”书写所发生的论争,基本围绕三个问题:抗战的主体是谁,主体人物的塑造如何,以及具体的细节描写。再具体而言,事实上是把土匪“抗战”和群众“抗战”、把“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混淆在一起进行谈论。

      在《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中,面对日本侵略者,是共产党抗战还是国民党抗战抑或是土匪抗战往往纠缠不清,也是诸多论争的焦点。其实,莫言的立场并非上述三者,尤其是面对主导评论所谓的土匪抗战,其实抗战的主体应该是自发的群众。上述三种力量往往具有自觉性,而唯有群众是自发的,呈现于文本中的又恰恰是这一自发性的存在。当然可以说这三种力量的构成都是群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抗战”中的群众并没有明确地接受其中哪种力量的领导,也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完全是非自觉性的甚至是本能性的求生意识在起作用。

      《红高粱家族》中的反日行动并非始自余占鳌,而是从刘罗汉开始的。罗汉大爷被日本兵和伪军抓民夫修路时遭遇凌辱和虐打,于是萌生逃跑的念头。本来顺利的行为却因为自己熟悉的骡子叫声而重新返回,又因为骡子的暴躁而怒铲骡腿。也就被日军重新抓获,进而当众惨遭剥皮,“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刘罗汉之死,成为余占鳌发动伏击战的导火索。又恰巧从冷支队处获得鬼子汽车路过此地的情报,所谓的“抗战”也就顺理成章。当冷支队前来联合或者说收编余司令而发生激烈对峙之时,爷爷的反应是:不管是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奶奶的反应是:“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继而以酒为誓,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14尽管冷支队并未配合而致使余占鳌几近覆没,但不能否认后者的抗日行动正是源自自发的复仇动机和求生存的本能意识。

      《红高粱家族》中的任副官虽着墨不多,但他教唱的“抗日”歌曲却异常响亮而绵延不绝:“高粱熟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15正因如此,不管面临什么情境,“抗日优先”都会成为共识。当豆官因恼羞成怒而开枪之时,余司令说:“好样的!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打完日本人,谁要是再敢说要和你娘困觉,你就对着他的小肚子开枪。别打他的头,也别打他的胸。记住,打他的小肚子。”16当余占鳌因任副官的坚持而大义灭亲之时,是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余大牙被执刑前仍然是高唱着任副官的抗日歌曲,任副官则明知余占鳌的愤怒却全然不顾地高唱着抗日歌曲而准备接受后者的报复。一担沉重的!饼把奶奶的肩膀压出一道深深的紫印,也成为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标志。当奶奶弥留之际想要见爷爷时,爷爷说的是先去“把那些狗娘养的杀光”,依然是“抗日优先”。此外还有王文义的“夫妻抗战”、方六的“兄弟抗战”、哑巴与刘大号的“特殊抗战”等等。当余占鳌因为伤亡惨重而向众乡亲跪地谢罪之时,那个黑脸白胡子老头高声叫道:“哭什么?这不是大胜仗吗?中国有四万万人,一个对一个,小日本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人跟咱对?豁出去一万万,对他个灭种灭族,我们还有三万万,这不是大胜仗吗?余司令,大胜仗啊!”17这种并不少见的朴素言论,传达出的正是“群众抗战”的观念和现实,其实也是作家“抗战”历史观的流露。

      与《红高粱家族》中的“伏击鬼子”异曲同工,《丰乳肥臀》以司马亭向高密东北乡发出“日本鬼子就要来了”的警告为开篇。接下来的“抗日”,便是司马库的火烧墨水桥和沙月亮的伏击日本马队。就在日本马队闯入大栏镇之时,上官家的院子里正在等待新生命的降临。先是上官福禄和上官寿喜的无辜被杀,接着是孙大姑的连打日本兵耳光后被枪杀。与死亡同时,挽救也在进行,“在日本军医救治产妇和婴儿的过程中,一位日军战地记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拍照。一个月后,这些照片作为中日亲善的证明,刊登在日本国的报纸上”。18有批评者指责作品中的日本军医救治中国生命的混淆是非现象,殊不知作者已经点明这一事件背后的侵略阴谋。其实,这也侧面显示了“抗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一个因素。当受伤的司马库指责司马亭做维持会长是“日本人的狗”时,司马亭满腹委屈地说,“王八羔子才稀罕这差事。日本兵用刺刀顶着我的肚子,日本官儿通过马金龙马翻译官对我说,‘你弟弟司马库勾结乱匪沙月亮,放火烧桥打埋伏,使皇军蒙受重大损失,皇军本想把福生堂一把火烧了,念你是个老实人,放你一马。’我这个维持会长,有一半是你替我挣来的。”19这里体现出的,依然是民众的求生存意识。至少,此时的司马亭、司马库、沙月亮等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性立场。与《红高粱家族》中遭到伏击的日军一样,《丰乳肥臀》中遭受伏击的日军也进行了疯狂报复。延续而来的,便是各方势力的以“抗日”为名义的陆续登场。当然,这仅仅是构成作品中的历史丰富性和关系复杂性的开端,而此后的展开也与所谓的“抗战”书写基本无关了。

      在关于莫言的“抗战”书写中,批评者大多没有注意到其间并不回避的国民性的另一面的展示。比如《红高粱家族》中,在日军威逼下对罗汉大爷进行剥皮的孙五,带着日军轰炸村里草窨子的成麻子。他们的命运结局也是令人觉醒,孙五精神错乱,成麻子虽是战斗英雄却也上吊自杀。当日本人占据高密城时,成麻子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你们怕什么?愁什么?谁当官咱也是为民。咱一不抗皇粮,二不抗国税,让躺着就躺着,让跪着就跪着,谁好意思治咱的罪?你说,谁好意思治咱的罪?”20同样的言论也在《丰乳肥臀》中,因为日本人到来而司马亭号召乡亲逃跑之时,上官吕氏说,“跑,跑到哪里去?!”“上官家打铁种地为生,一不欠皇粮,二不欠国税,谁当官,咱都为民。日本人不也是人吗?日本人占了东北乡,还不是要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21“你们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养的?他们跟咱这些老百姓无仇无怨,能怎么样咱?跑得再快能跑过枪子儿?藏,藏到哪天是个头?”22如果延伸开来,也就不难理解沙月亮所代表的“有奶便是娘,先投日本吧,好就好,不好再拉出来”的生存方式。如此原生态的“群众”心理或者说蒙昧状态的“群众”观念,也不能不说是“抗战”史的一个侧面。或者说,也是作家的民族批判、文化批判与人性批判的一个侧面。

     《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中的对日墨水桥伏击战以及日军的随后报复,都有其故事原型。那就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此战歼灭日军39名,内有日军中将中岗弥高。后驻胶县日军至孙家口邻村公婆庙报复,杀害群众136人,烧民房800余间,造成“公婆庙惨案”。23然而,文学创作并非“历史”书写。如果说历史是书写“事件”,那么文学则是表现事件背景下的“人”。“我觉得写战争不必非要写真实的战争过程,那是拼战争史料。我根本不是写历史,只是把我自己的感情找个寄托的地方。小说根本没有界限,历史小说、现代小说、军事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都没有界限,完全可以打通。干嘛非要熟悉当时的环境?按你心中的战争去写就行了。……我就要达到这个目的,反映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哪怕是地球上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人那样生存过,那更好,那才是创造,才是贡献。”24对照两部作品,确实是打破界限,描写的是“心中的战争”,其实也正是超越了战争,从而达至对战争环境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莫言曾提到在写作《红高梁》时就已经认识到的问题,他说:“官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固然不可信,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同样不可信。官方歪曲历史是政治的需要,民间把历史传奇化、神秘化是心灵的需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当然更愿意向民间的历史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取营养。因为一部作品要想激动人心,必须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必须在讲述这惊心动魄的故事的过程中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25在这个意义上说,《红高粱家族》乃至《丰乳肥臀》不仅仅是改变了此前的对于抗日战争的写法,更为重要的是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在莫言的“抗战”书写中,不是通过人去反映“抗战”历史,而恰恰是努力揭示出“抗战”背景中的人的生存选择和命运走向。这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表现,也是文学主体性的表现。


注释:

1.莫言:《人老了,书还年轻——代后记》,《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2.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3.李清泉:《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文艺报》1986年8月30日。

4.蔡毅:《在美丑之间——读〈红高粱〉致立三同志》,《作品与争鸣》1986年第10期。

5.甘藻芝:《倒错的“丰碑”——评〈红高粱家族〉》,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6.丛维熙:《“五老峰”下荡轻舟——读〈红高粱〉有感》,载《文艺报》1986年4月12日。“五老峰”:“老题材、老故事、老人物、老观念、老方法”——笔者注。

7.冯立三:《祭奠的也应该是能复活的——读〈红高粱〉复蔡毅同志》,《作品与争鸣》1986年第11期。

8.1415161720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第25页,第50页,第27页,第123页,第312页。

9.黄国柱:《莫言对军事文学的激扬和催化》,《文艺报》1988年6月4日。

10.彭荆风:《莫言的枪投向哪里》,《求是·内部文稿》1996年第12期。

11.李丛中:《批评〈丰乳肥臀〉之后的感慨》,《中流》1997年第9期。

12.13.易竹贤、陈国恩:《〈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中的观念与方法》,《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8.19.21.22.莫言:《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第69页,第10页,第28页。

23.24.贺立华、杨守森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第405页。

25.莫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编号: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于《百家评论》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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