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由喻璠琴翻译成英文，在中国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上发表，这是莫言第一篇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但是并没有引起西方学界太多关注。1993年，随着葛浩文翻译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在美国出版，以及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英译本的陆续推出，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开始逐渐关注莫言作品，并且在2000年形成一个小的研究高潮。综观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英语世界的研究，共有研究论文四十余篇，研究专著一部，研究的主题涉及乡土与农民问题、现实与浪漫叙事问题、男性与女性问题、中外文化碰撞问题，以及生物、幽灵和跨界研究等主题。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媒体争相报道，众声喧哗，其中不乏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的声音，让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有争议的获奖作家之一。可是，与媒体界和个别研究者的即时发声不同，西方学术界保持了研究者应有的冷静，最早的评论文章是2013年四月桑禀华发表于美国期刊《国家利益》上的文章《莫言微妙的平衡行为》。迄今，除了研究专著《语境中的莫言：诺贝尔奖得主和全球说书人》收入研究文章十三篇之外，另有数十篇文章对莫言作品做出多角度解读。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涵盖四大主题：对莫言获奖政治性解读的回应、莫言作品与中国文学、文化传统间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视阈下的研究。
在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西方重要的报纸或媒体立刻发声。不同于此前其他作家获奖之后，主要围绕获奖作家的作品进行介绍和评论的惯例，这些报道重点关注的是莫言的国民身份和个人身份，尤其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并且就“莫言”这一笔名大做文章。还有一些作家或学者在没有细读甚至没有阅读莫言作品的情况，就对莫言作品的价值妄下结论。
对此，柯夏智（Lucas Klein）从文学理论、意识形态和翻译三个方面回应了西方评论者对莫言的质疑。他认为文学理论界一直存在有关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和福柯提出的“作者的功能意义”等理论的争论，孰是孰非并没有定论。可是，2012年诺奖公布之后，各界对莫言文学的争议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认同作者的背景和立场已经决定了文学的价值，这显然不符合正确的文学认知规律。当萨尔曼·拉什迪批评莫言为“制度的懦夫”时显然并没有阅读莫言的作品，这与他抗议阿亚图拉·霍梅尼因其书写《撒旦诗篇》发布全球追杀令时的论调大相径庭。他当时曾愤怒的认为“霍梅尼或其他伊朗人并没有读他的作品”。由此可见，对莫言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责难，是源于西方对莫言和其他诺奖作家采用了双重评价标准。柯夏智提出如果西方能够接受T.S.艾略特这样一位反犹太主义者、埃兹拉·庞德这样一位同情法西斯主义者、罗尔德·达尔这样一位身份复杂的人士，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质疑莫言。在奈保尔获奖时为什么没有人质问瑞典文学院是在支持殖民主义，另外也没有人因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信奉的新自由主义而对其嘲弄。这些作家与莫言的不同主要在于，无论是阅读翻译作品，还是对这些作家故土文学的想象都不会妨碍西方人理解作品中的伦理道德等问题，可是莫言所用的中文和他所在的国家却影响了西方人的理解。对于莫言作品的语言，孙安娜（Anna Sun）认为莫言的作品中是“杂乱并置的农村方言、社会主义修辞的陈词滥调和文学上的矫揉造作”。可是，柯夏智认为随意选取《红高粱家族》原著和其英译版本中的一段文字进行对比分析，并不能看不到孙安娜所说的“野蛮的现实主义”，也看不到葛浩文译本中“诗歌般闪光的语言”，而且英文并没有在“审美一致性和准确性”上超越原作。最后，柯夏智提出应该抵制对文学作品的政治性阅读，不能仅从西方或者中国的视角去看待中国文学作品，而应该在了解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实现两种文化互相沟通后再阅读作品。
对于莫言获得诺奖后西方对其身份、行为等方面的过度解读，桑禀华（Sabina Knight）认为：“莫言的文学广度和哲学深度几乎没有得到关注。”她提出明智的做法是把莫言作为一位微妙的甚至矛盾的，但最终是有原则和真诚的作家来接受。在《莫言小说中真正的政治》一文中，桑禀华再次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视角，以《天堂蒜薹之歌》为例说明莫言并没有回避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是努力地捕捉并以变换的方式进行了描写。将《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并置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小说所反映的中国集体性创伤的多个层面。桑禀华基于莫言作品本身做出的评论对那些毫无根据的“聒噪”做出了回应。
在研究专著《语境中的莫言：诺贝尔奖得主和全球说书人》的序言中，安吉莉卡·杜兰（Angelica Duran）和黄玉菡（音译，Huang Yuhan）写道：“在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之后，矛盾心理可以很好地概括各方反应。有关获取信息、权威、政治和文学价值等方面的问题不断涌现。通常对于新的诺奖获得者，媒体都会发几篇文章非常愉快地介绍一下他们的写作风格等等。……可是对于莫言获奖后的政治性评论却是罕见的……”
在研究专著中的另一篇文章《作者与译者间互惠却不易甚至脆弱的关系》中，葛浩文从译者的角度系统梳理、分析了莫言系列英译小说。他认为小说《红高粱》引领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一个新时代，其中所采用的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作家的叙事能力使其很好地叙写了荒诞与怪异的现实；《酒国》则是中国当代作家能够创作出的一部最为尖锐和明晰的社会讽刺作品，其中的文学想象力堪称一绝；《丰乳肥臀》中有荒诞，有黑色幽默，还有触动心灵的对性、暴力和死亡的书写，描摹了中国触目惊心的景象，是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生死疲劳》作为一部曾两度获得大奖的作品满足了国内和国际读者娱乐和教育的双重需求；《四十一炮》是莫言小说中在美国最受欢迎也得到众多好评的作品；《檀香刑》是一部可怕的作品，既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黑暗的一面，也展现了经历残酷的人们之间的爱。对于诺奖后各方对莫言文学作品的忽视，葛浩文认为这令人悲哀。他同时指出，在诺奖公布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莫言的英文版作品，也逐渐认识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实至名归。
尽管2012年之前英语世界有关莫言作品的研究已经关注莫言作品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说《酒国》与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和鲁迅作品之间有影响关系，《红高粱家族》中的女性形象也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性人物，但此类研究仅占很小的比例。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后的学术论文则大都关注到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有的学者从宏观角度谈及莫言作品与中国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有的学者从一个主题或一部作品入手分析莫言作品中的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元素。
关于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接受问题，昂迪亚诺（Robert Con Davis-Undiano）提议可以把西方读者对莫言的看法作为衡量他们对中国文学理解深度和质量的一个标尺，并以小说《红高粱》为例探讨了西方对莫言作品和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文中，他根据乔治·斯坦纳所提出的理解文学作品时不可避免的困难，分析了西方读者理解小说《红高粱》的困难所在。其一，缺少必要的文化知识，所以西方有关莫言作品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在文学审美、人物和叙事研究等方面，很少提及作品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其二，理解莫言作品存在“模式困难”。针对厄普代克提出的“莫言小说没有经历维多利亚时代所规定的小说艺术规范”的说法，昂迪亚诺认为正因为西方对小说模式的固有认知，所以莫言小说虽然采用了西方读者熟悉的形式，但是因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没有西方作家那样的控制，因此造成了接受的困难。其三，叙事技巧方面的“策略困难”。虽然莫言在作品中采用了后现代的形式，将神话、现实和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并置，但因为他不断采用中国民间讲故事的传统，所以西方读者难以理解。最后是本体论上的困难。昂迪亚诺认为西方读者对小说《红高粱》的主旨和世界观有不同的认知，他认为这部作品主要表现的是红高粱地和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文章最后指出，莫言的作品还是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学的大门。
正如昂迪亚诺所指出的，文学和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是造成文学理解困难的重要原因。对于此问题，陈迈平在《对中国文学的互文性阅读：以莫言作品为例》一文中以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和《生死疲劳》为例，提出在阅读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必然要进行文学背景重构，但这种重构的背景经常是错误或偏颇的。他认为瑞典文学院在诺奖授奖词中说“莫言是在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任何人都更滑稽和令人震惊的作家”。很明显是将莫言置于国际文学传统之中，构成了莫言文学与其他文学传统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同时，许多瑞典读者将莫言比作19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尔玛·拉格洛夫，主要因为两位作家描写的故事都发生在自己的故乡。可是，根据研究资料，莫言并没有读过拉格洛夫的作品，这就是典型的背景重构。另外，授奖词还提到“莫言的作品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在融合在一起”。可见，评审委员们应该熟悉中国文学传统，了解莫言作品与同时代其他同种题材作品间的差异，故而能够看到其文学作品特有的价值。这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陈迈平认为要接受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重要的是要实现不同文学间背景的共建或共存，逐渐解决需要重新构建或者错误构建文本背景的问题。这也应该是助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还有的学者从叙事角度分析莫言小说和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勾连。汉学家洪安瑞（Andrea Riemenschnitter）认为小说《檀香刑》实现了对中国本土知识的审美重构。在小说中，各种各样的本地表演形式，如茂腔、传统节日、军事和宗教游行、行刑场景和战争场景等都成为表现本土经验，实现文化复兴的策略。另外，因为小说采用了茂腔的形式并将其作为展现历史大潮中人们自身命运的文化空间，所以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复垦剧场。
罗鹏（Carols Rojas）在《透过狗眼看莫言》一文中提出莫言与官方认可的文学传统和处于传统边缘的现当代作家之间关系密切。在小说《白狗秋千架》和鲁迅的小说《故乡》和《祝福》中，两位作者所感受到自己与故乡人之间的疏离感是作家创作的驱动力。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白狗并非纯色白狗，而是已有杂色的“白狗”，作者透过狗的视角描写了叙述者限制视角之外的内容。《弃婴》中的叙述者被狗咬伤后，突然有种想要“咬人”的冲动，让人想起鲁迅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尤其是想到其中有关“救救孩子”的呐喊。短篇小说《猫事荟萃》明显呼应了鲁迅的散文《猫狗鼠》。在长篇小说《酒国》中，爱好文学的李一斗十分崇拜鲁迅，而作家“莫言”却暗示喜欢王朔的文学风格，造成了“文学传统”与“文学异端”之间的一种奇怪的审视。最后，罗鹏认为虽然莫言多次在作品中明确表示对鲁迅文学传统的景仰，可是他的作品却并没有严格遵守，甚至可以说是偏离了这一文学传统。也许最好是按照他所提出的把他当作一只狗——一只当代的“白狗”看待更为准确。
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是文化批评视野下的作品研究，既包括世界文学视阈下莫言作品价值的研究，也包括从文化背景、宗教观等角度对作品的文本解读。
何成洲认为尽管有些作家反对奖赏文化，可是莫言在某种程度上却通过这种方式向世界读者推介了中国农民和中国人的形象。在21世纪，人们可以从莫言作品构建的独特的“中国式农民”来考察和理解“中国人”。他认为，如今中国人不应该再被神秘化、东方化，也不要再以一种一元和一成不变的方式来看待中国人。中国人以及与其相关的冲突和问题不应该仅被外部人所评判，而是应该得到来自中国内部，多角度的审查、评判和分析。何成洲还谈到了华文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框架体系和研究方法。他认为尽管华文文学研究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却并没有拓展到中西文学比较的广度，而拓宽批评视野能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黄玉菡（音译，Huang Yuhan）从文化和视觉艺术的视角研究了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的“元海报”，也就是说作品中那些政治海报、宣传画等。她认为这些宣传画和大字报补充了小说中描写的历史事件和氛围，展现了小说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同时阐明了小说中一些怪诞的叙述和隐喻。作者认为这种将视觉表现形式和语言表达并置的方法为当今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遥远的时代和空间的新方法。
另外，从宗教视角研究莫言作品也是英语世界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黄义举（音译，Huang Yiju）从佛教的视角分析了小说《生死疲劳》中的创伤与重生问题，指出莫言采用佛教六道轮回的叙述方式帮助主人公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和解，这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创伤根源和治愈的方法完全不同。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创伤主要源于受到外界意外刺激之后的自我解体，治愈创伤则需要自我边界的重建和自我修复。佛教则认为生活本身就是遭受苦难，苦难的根源是个人生存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欲望，只有放弃个体自我才能获得宁静与平和。《生死疲劳》中的主人公西门闹在不断轮回中逐渐超越自我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以超脱的态度思考创伤和苦难，最终实现了自我与创伤的和解。伊朗学者奥米德·阿哈万（音译）援引因果报应的理论分析研究小说《生死疲劳》，他认为人们只要沿着佛教的路径经历六道轮回就能解放自我，实现救赎和自我启蒙，这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另外，王寄瀛（Wang，Chi-ying Alice）以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为例，指出莫言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诗经》遥相呼应，并且认为从宗教角度展开研究更能拓宽文学研究的范畴。她认为这两部作品中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看到《诗经》传统的再现：第一，简单、直接的童谣和瞎子张扣的歌谣都延续了古老民间歌谣的传统；第二，古老民歌中有关爱情、婚姻、狩猎和社会批判的主题与当今调情的爱人、期待婚姻的小夫妻、对腐败的批判、重生和不公正等主题精神同构。比如，按照儒家传统，社会批判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重要功能，这种长久流传的文学传统促使遵循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将揭露时弊、批判不公正现象和为遭受不公的普通百姓大声疾呼作为己任，这也体现在两部作品之中。
另外，两部作品中的一些精妙的隐喻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的生死观念和基督教的一些观念。王寄瀛认为作品中一些神话和神秘的民间故事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叙事结构、隐喻性的主题和作品中重要的象征则源于佛教的观念；尽管基督教在作品中的影响不十分鲜明，但却体现在一些重要的价值观上。最后，作者提出如果人们愿意采用宗教研究的方法，就能更好地欣赏、理解莫言和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中的创新之处，同时也就有希望实现文学间全面、详细和更有感知力的对话。
对于当今宗教和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王敬慧比较研究了莫言小说《生死疲劳》和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中的宗教元素。文章开头指出中国读者不管是信仰佛教、道教者还是无神论者都能理解宗教行为的要旨，能够接受因果报应这样的观念。普通中国人也许不会去寺庙正式膜拜，但是会将一些宗教的教旨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同时也享有越来越大的宗教信仰自由。王敬慧认为除了莫言和阎连科之外，许多中国作家在作品中都会描写普通人生活中的宗教元素，比如轮回和赎罪等问题。
有些学者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关注莫言作品的女性形象、堕胎问题等，还有的学者从世界文学的高度关注莫言的作品。
崛口成夫（Nario J. Horiguchi，译名）从比较研究的视野分析了莫言和日本小说家林芙美子（Fumiko Hayashi）和导演成濑巳喜男（Mikio Naruse）作品间的联系。他认为莫言和林芙美子两位作家均出身于社会底层，只接受过短暂的正规学校教育，成年后都有从军的经历。另外，他们在作品中与历史对话，重构记忆，并且重视描写女性人物和她们的人生命运。但是，林芙美子作品中的女性与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同，她们并非传统的“贤妻良母”，而是偏离传统女性生活轨迹的边缘人物。在小说《浮云》以及据此改编并由成濑巳喜男执导的电影中，一个在日本“内地”被边缘化的女性，在日本的殖民的“外地”获得了权利和自由，但是仍旧对日本的殖民战争充满悔恨和强烈的责任感。林芙美子和成濑巳喜男的作品让人们能够更为敏锐地理解和了解特定的地区背景，让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人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并且更好地对待有关领土之争的战争，不管它是言语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杜兰兰（音译，Du Lanlan）比较了莫言和福克纳两位作家小说《野棕榈》（又名《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和《蛙》中的堕胎问题。她认为这两部作品表明社会和文化都是生育权的一部分，有关堕胎的争论不仅涉及普通人对怀孕和作为母亲的态度，而且关乎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反映了不同社会背景下有关生育的社会问题。福克纳有关堕胎问题的描写与爱情、欲望和个人选择紧密相关，也受到社会婚姻模式的影响，莫言描写的堕胎则与国家干预有关。虽然两部作品都涉及生育问题，通过比较作品中的三对人物形象——女主人公、男主人公和堕胎实施者，可以看出，福克纳旨在引领人们思考越界的浪漫情爱所造成的可怕后果，警告人们不要忽视激情所带来的风险，莫言则让读者思考外界干预生育所带来的问题，并且呼吁尊重生命。两部作品勇敢且敏锐地展现了生育问题，引领读者能够看到在不断变化和越发强化的文化社会力量之下普通个体和群体的日常生活。
除了具体而微地比较视域下的研究成果，王宁提出应该在世界主义的视野下研究中国文学和莫言的作品。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全球化使世界文学的概念发生了改变，可是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引入中国较晚，目前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圈内仍少有提及。对此，王宁认为莫言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在世界主义框架下恰当、有效地描写了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文章《西方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变异现象》中，曹顺庆和王苗苗主要概括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知识，提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多角度比较文学研究所遭遇和可能遇到的障碍。最后，文章以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作品和莫言作品为例论述了佛教在中国的汉化问题。
唐纳德·米歇尔和安吉莉卡·杜兰也认为莫言作品中最富有争议但也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就是宗教。作为重要的佛教著作《佛教：佛教徒经验介绍》的作者，唐纳德· 米歇尔在文中主要分析研究了如何理解宗教和宗教实践问题。文章指出，中国文学如果想在全球舞台获得应有位置，就应让亚洲之外的读者理解中国文学的文化背景，佛教正在将中国文化传递到全球。具体到莫言作品，文章认为对莫言小说中的两个重要的宗教人物——《丰乳肥臀》中的马洛亚牧师和《四十一炮》中的兰大和尚——进行文本细读，可以看出从宗教研究的视角研究文学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综观诺奖之后英语世界的莫言研究情况，并且同2012年之前的研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研究焦点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界首次对有关莫言和莫言作品的过度政治解读做出回应，并且是基于文学研究的冷静分析和研究成果，完全有别于许多媒体的“即时”反应。第二，研究者更加关注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与国内的研究热点相似。这表明在诺贝尔文学奖被颁发给一个中国作家之后，一向被忽视的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中央，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第三，对莫言作品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文化研究范式和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批评方法拓宽了莫言文学研究的边界，更有助于向异质文化中的读者传播中国文化，使其熟悉中国文学的文化和文学背景，消弭误解，促进世界文学间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因为宗教文化是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很多学者选择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研究莫言作品，这成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后，西方世界莫言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总之，诺奖后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尽管主题各异，研究方法亦有不同，但基于文本的学术研究再辅以对中国文化的海外推介，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从文学的角度理解莫言文学，并最终促进莫言文学和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
（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宁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2018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山东作家作品域外传播中的文化选择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8CZWJ08；2018年度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海内外文化论争中的‘莫言现象’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IFYT1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