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枯河》到《丰乳肥臀》：母亲与她的孩子们[1]——《莫言的文学世界》选章

摘要：本文追溯莫言创作中母亲形象的演变过程，揭示其从《枯河》《罪过》《欢乐》中缺少温情或者缺乏足够生存能力的母亲，和《红高粱》中戴凤莲式的个性解放张扬自我却少有母性的人物塑造，到《丰乳肥臀》中对上官鲁氏的倾情颂赞，集故乡、童年、母亲于三位一体，实现了个人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大突破，也对莫言创作历程与时代氛围的关联性，母亲形象所蕴含的大悲悯，做了深入的阐述。

关键词：莫言  母亲形象演变 《丰乳肥臀》 大悲悯  金童的寓意

      莫言的作品中，写乡土，写古今，写得最富有感情投入的，是母亲与她的孩子们。

      母亲的伟大，在于为了孕育新的生命，哺育新的生命，为了自己的也是人类的后代的无私付出和自我牺牲。俄罗斯文学大师高尔基说过，没有妇女，就没有爱；没有母亲，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诗人。高尔基自己，就写过一部名为《母亲》的长篇小说，描写一位因为对自己的儿子满心挚爱而追随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英雄母亲，被列宁称作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

莫言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形象各异的母亲。随着时光的流转，他对于母亲形象的理解，也日益深化，日渐丰富。

审父情结、叛逆姿态与《枯河》《欢乐》

      在1980年代的作品中，母亲的陌生和疏远，在莫言的《枯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的主人公小男孩小虎子，因为在玩耍中从树上坠落，砸伤村支书的女儿，得罪了足以决定全家人命运的权势人物村支书，在被村支书暴打痛殴之后，回到家中，又遭受父亲和兄长的暴力摧残，他满心希望一向对他疼爱有加的母亲能够搭救他，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也向他痛下杀手，让他彻底绝望于人世——

   母亲戴着铜顶针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门子上。他干嚎了一声。不像人能发出的声音使母亲愣了一下，她弯腰从草垛上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对着他没鼻子没眼地抽着，棉花柴哗啷哗啷地响着，吓得墙头上的麻雀像子弹一样射进暮色里去。他把身体使劲倚在墙下，看着棉花柴在眼前划出的红色弧线……[2]

      莫言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总是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对于乡村中的父亲母亲都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和批判：《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远行他方，一去不复返，继母则是个偏心眼，只疼爱自己亲生的孩子，对小黑孩的冷暖和疾病不闻不问；《罪过》中的母亲，在小福子溺水死亡后，她的情感都转移到大福子身上，转而向一向被忽略和冷遇的大福子表达母爱，大福子却记恨她此前对待两个孩子的厚此薄彼，一碗水端不平，拒绝她的疼爱，“我用力挣扎着，娘的手像鹰爪子一样抓着我不放松。我低下头，张开嘴，在娘的手脖子上，拼出吃奶的劲儿，咬了一口。我感觉到我的牙齿咬进了娘的肉里，娘的血又腥又苦”；《球状闪电》中的父亲母亲，则是因袭了乡村文化的保守落后，在儿子的婚姻上固执己见，在乡村劳动经营方式上拒绝新的生产方式……

      这一时期的《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戴凤莲是其中最为醒目的人物形象。但是，在作品中，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是反叛封建礼教，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追求个性解放的生命野性，她作为豆官的母亲的一面，着墨不多，相应失色。《金发婴儿》中也有一位瞎眼婆婆，孙天球的母亲，她在作品中的叙事功能，却是儿子孙天球因为在外当兵不能顾家，在家乡娶了个并没有夫妻感情的媳妇紫荆，以照顾母亲，并且以此成为故事的悲剧结局的导因：紫荆移情别恋，和村中的青年黄毛相爱，生了一个男孩，怒火中烧的孙天球失手扼死了这个金发婴儿而被送上法庭。《欢乐》中的母亲，在小儿子齐文栋看来，既可悲又愚昧，即可敬又污秽，从肉体到灵魂都全面扭曲，母亲的尊严感和神圣感荡然无存。那个引起了诸多愤怒与抨击的段落，可恶的跳蚤在母亲的衰老身体上直到其阴毛与生殖器的部位爬行的文字，确实惊世骇俗，情感强烈的笔触，纤毫毕露的描写，抑扬顿挫的节奏，以及预设的自我辩护，都让人无法扭过脸去避而不见。[3]

     《欢乐》的叛逆性是双重的。它颠覆了慈祥可亲神圣的母亲形象，也在语言和叙述上让读者大吃一惊，不容回避的场景，长达7万余字而不分段落和章节 一气呵成，都给莫言引来相当大的麻烦，批判之声不绝于耳，这也是莫言走上文坛之后遭遇的第一次相当规模的批判，这样的批判，以后还会多次上演。    1980年代的莫言，对于父母亲的叛逆和批评，几近极端化。依照青少年发展心理学的理论，从无条件地依恋家庭和父母，在家庭庇护下成长，到决心脱离家庭，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摆脱对父母亲的依赖，独立地面对社会生活，独立地处理面对的各种难题，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一环。而且，在莫言自己的童年记忆中，这一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灰暗而孤独的既往，对于童年时期的父母形象，也是以负面记忆为主的。在一篇名为《“大肉蛋”》的短文中，莫言写道：“鲁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对父亲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其实对父亲的训练比对教授的训练还要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与子女是仇敌,聪明的父母多想想自己为人子女的时候,‘酷政’少一些,矛盾就缓和,孩子就能有一颗比较完美的心灵,比较平衡的心灵,但平衡完美的心灵与艺术与革命都不利,由此可见,父母的不及格极可能是造就天才的摇篮。尽管如此,假如我仍在孩提,我祈求合格的父母,也不愿去成为天才,这又是另一回事了。”[4]。无论是这段文字，还是文中写到的童年莫言因为饲养一只“大肉蛋”即雏雀遭到父母责骂的故事，莫言都是将父母双亲并列，诉说着那一颗被伤害的童心的。   

      1980年代的文坛，充满了叛逆、愤怒和审父情结，这是一个“审父”、“弑父”的高潮期。在这里，父亲一词是广义的，它代表了传统、权威、君主、成规等束缚时代变革、个性解放的种种操控力，尤其是“文革”时期的领袖崇拜、现代迷信和林彪、“四人帮”等推行的封建专制、法西斯主义等。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所谓“审父”，从广义上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峻反省和愤怒清算，是在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持久”的质疑，对“文革”与专制主义尤其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中展开，在文学作品中，则是聚集了那么多的丑陋不堪的、代表了规训和陈规的父亲形象。第二，这一时期的“审父”和“弑父”，不像弗洛伊德阐释“俄狄浦斯情结”理论那样，是与“恋母”、“娶母”情结互为表里，而是将父亲母亲都看做是压制甚至扼杀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叛逆的沉重枷锁乃至冷面杀手，统统予以严厉鞭笞。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余华的《难逃劫数》、《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罂粟之家》，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都表现出挑战和颠覆父辈的权威的普遍趋向。无论是传统文化所界划的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文坛上老一代作家所建立的狭隘偏畸的创作规范，还是父母亲对子女的管教约束和支配权力，都必须扫荡一空，“旧神已死，新神当立”，唯有如此，新生的一代人，才能够独立不羁地登上社会的和文学的舞台，能够有新一代人纵横驰骋的广阔空间。而且，这一时期，也是先锋文学勃然兴起臻于全盛的时期，它对于文学的既有秩序与传统的挑战，正好与对社会的叛逆、对父母的批判形成三位一体的神圣同盟。

从“审父”到“寻父”的大逆转

      这颇有些类似于无法无天、动不动就要打上天庭动起刀兵的孙悟空，既有一个筋斗云就是十万八千里的神速，又有阎罗地府削籍除名逃出大化之外的永恒生命，还有越战越勇、永不言败的战斗技能和顽强意志，连玉皇大帝也奈何他不得，可以说挣脱各种羁绊，获得彻底自由。但是，无边无际的自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无法存在的，哪怕是在神仙世界。孙悟空最终是在西天佛祖的无边法力中得到强力约束，在保护唐三藏西天取经的长途跋涉中磨练心性，方才修成正果。同理，现实中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并没有导出新颖的文化硕果，“破字当头”，未必就会“立在其中”。何况，破除陈规，释放新人的积郁已久的破坏性能量，相对而言，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新人的建设能力和他们的创新资源，非常有限，新文化、新传统的建立，路漫漫其修远。在各自的家庭中，他们从反抗父亲，到自己也做了父亲，方才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艰辛。常言说，“养儿才知父母恩”，此言不差。“审父”和“弑父”，给他们带来了心灵的满足，但是，要从理性上加以对父辈的清算，却让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先锋文学”的品性，在持续数年的创新竞赛之后，已经让人力不能支，无以为继。更何况，因为“先锋文学”的形式意味过强的小众特色，它离社会现实与普通读者，渐入歧途，越行越远，达致高处不胜寒的顾影自怜。

莫言曾经这样回顾这一代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学“反叛”和后来的反思：

倒退20年，我也是剑拔弩张、嫉恶如仇、极其偏激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对上一代作家也有很强烈的反叛心理。所以我希望现在年轻的一代就是要对我们这一代蔑视：“我就是要比这帮老家伙写得好。”我们20来岁的时候，感觉四五十岁的人“你们这么老了还在写作”。现在我也50多岁了，我希望年轻人能够立刻覆盖我们。但是我有时也想，一个人到了50岁、60岁、70岁、80岁，是不是还有写作的权利？即便他写得不如年轻人写得好，是不是还有权利写作？我认为应该有。[5]

      有趣的是，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父母亲的形象，忽然出现了巨大的逆转。昔日的“审父”“弑父”的浪子，忽然对父亲母亲产生了新的眷念，对父母亲的形象建构，由负面转向正面，由批判转向歌颂。与之相伴随的，是作家们对自己这一代的审视与清算，忏悔意识油然而生。陈忠实的《蓝袍先生》的主人公乡村教师徐慎行，“我”的启蒙老师，终生生活在父辈严格规训的阴影下，束缚在一件有形和无形的蓝袍之中，失去了自我，颇似契诃夫《套中人》的中国版，让“我”叹惋不已，并且在写成《蓝袍先生》后兴犹未尽，萌生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念头。但是，《白鹿原》中的乡村大儒朱先生，白氏族长白嘉轩，却一个个成为乡村生活的精神道德的支柱，不仅让子女一代望尘莫及，更成为乡村世界中浩然正气的巍然巨擘。余华曾经将父亲作为戕害子女一代的冷血怪物写了又写，精神上的虐杀，身体上的摧残，令人发指。自从《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再到《兄弟》中的宋凡平，一个个都堪称“超级父亲”，他们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子女的关爱都做到了极致。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外婆司猗纹，为了改变自己身处的社会的、家庭的、性别的弱者地位，煞费苦心，不择手段，处处显现出心机与邪恶，甚至毫无理由地粗暴干涉外孙女苏眉的感情世界。到《大浴女》，沉积甚久的对母亲的怨恨最终在自我反省中消失一空，在情感经历上屡遭挫败的尹小跳，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的红杏出墙婚外恋情，尹小跳自己的心灵忏悔成为作品的主调。

      对父母和上一代人态度的大逆转，与这一代人的人到中年入世渐深相关。他们在愤怒反叛历岁经年之后，打破了上一代人的神圣存在，自己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时代中坚，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旧有的权威和家长，都已经不足为计，但是，强大的自我却未必充分地建构起来。作为传统文化的镜鉴，外来文化的汲取和追随曾经被认为是除旧布新的不二法门，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上下求索，却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对既有社会体制的全方位改革未能完成。

何况还有新的时代语境的大转折。19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市场化机制逐渐成型，也造成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1980年代的改革造成的帕累托效应，各阶层人群都从改革中分得一杯羹的局面被打破，利益分配不公造成新的两极分化，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切近关注，一夜暴富的神话对人心的侵蚀和诱惑，以及在打破铁饭碗、公房、医疗、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后，在大量的工人下岗、待业和”全民经商“的鼓噪声中，人们的危机意识陡然高涨。旧体制的消解，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新的狂欢，却让人感到新的孤独无助。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人文精神的失落，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反而彰显仁义、诚信的重要价值。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之后，对于本土传统，对于父母之恩，都有了新的体认。何况现实中育儿、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热点的凸显，父母一辈对于青年一代在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精神上的支持不可或缺，重建家庭伦理成为当务之急，百善孝为先的祖训再度回归，《常回家看看》的叮咛取代了“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慷慨，《我爱我家》中平庸可笑的老父亲，被《激情燃烧的岁月》《父母爱情》中富有行动力和感染力的父亲所替代，实现了父权的重建。

贴近莫言生命记忆的一次巅峰写作

      尼采有言，世间一切文字，吾爱以血书写者。莫言的《丰乳肥臀》就是一个典范性的例证。1993年，莫言母亲的去世，才让他察觉了母亲在他心中的重量。失去了的，才知道其宝贵和无可追悔。作为一个情感磅礴浩大、落笔江河奔涌的作家，一两篇回忆性记述性的散文，不足以表达其伤痛之情，多年来积累的情感迸发如火山，让他写下了献给母亲的当哭长歌。1980年代的莫言，自以为是羽翼渐丰，一飞冲天，几欲挣脱家乡和父母的牵扯，在摆脱各种压力之后，飞得更为高远。这个目标，也确实实现了，他在文坛上呼风唤雨，纵横驰骋，以乡土大地的狂野猛烈，撼动了中国读者的心灵，而且产生国际性影响。他的崛起，速度之快，飙升之高，后来者居上，都是同代作家所难以比拟的。但是，如影相随的，是他在长篇小说领域尚且有待提升的缺憾。

      莫言的中短篇小说，一出手就非常经典，《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红高粱》，篇篇精彩。与此同时，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却一直未能得到大面积的认可：《红高粱家族》因为是几部中篇小说组合而成，它的结构和情节上不够整一和严谨；《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发表后都没有产生大的反响；《红蝗》引起的，是关于反“文化”与“审丑”的批评……《丰乳肥臀》则是一个新的契机。这不仅是说一位母亲几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适合于莫言这样的既有极强的爆发力、又有充沛的大江大海式的铺叙能力的作家去挥洒才情，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融入莫言的个人情感、贴近莫言的生命记忆的一次巅峰写作。

      莫言有过逃离故乡的强烈愿望，有过改变自身命运、避免重复父母亲那样终生务农辛劳一世的生活的强烈冲动。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充满吊诡和悖谬。莫言隔代远眺，虚构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的传奇人生，也把现实中的父亲母亲的形象融入了自己的作品。逃离故乡的人，依靠精神还乡实现了自我拯救，远离父母的人，部分地是靠父母亲的影子完成了自己的故事。而且，在最初的目标得到实现之后，作家的焦虑和积郁得以消除，暮然回首，却发现曾经被忽略多年的父母亲的恒久恩情，才发现，尽管自以为是一个可以靠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打天下的男子汉，在心灵上潜藏已久的恋母之情、孩童之爱，不但没有随着年龄渐长而消逝，恰恰相反，因为它曾经被压抑在心底，一旦再度发现，它就不可遏制地喷涌出来。

      在2000年间的一次访谈中，记者问道，是否可以确认莫言的内心深处有种恋母情结？莫言说，“我想任何一个男人都有恋母情结。”他由新创作的话剧《霸王别姬》对项羽的儿童心态与恋母情结延展开去，讲到恋母情结与自己的创作渊源的关系：

莫言：我想你这种感觉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这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是最深的。在当时那种社会情况下，政治给家里造成很大的压力，生活非常艰苦。我时时刻刻感到非常不安全，像一个小鸡一样，总想躲到老母鸡的羽翼下面寻找安全，这导致我对母亲的依恋比我的哥哥要严重得多……

记者：那您是不是认为和您母亲的关系在后来的创作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莫言：那肯定。最初是打开对母亲、故乡记忆的闸门，然后才获得灵感。母亲、童年、故乡，我想这三者是成就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源泉，对我来说，尤为重要。这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古今中外很多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恐怕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有的可能有所侧重，写某一方面多一些。有的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这也并不是说就不能写母亲。[6]

      母亲、童年、故乡，三位一体地交织在一起，成为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丰乳肥臀》就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明证。莫言自述说，他的母亲，生于乱世，历经生育、病痛、饥饿、劳累等种种磨难，却对生活充满了悲悯情怀，在子女教育上立身垂范，一位普通的农妇，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的去世，激起他巨大的悲伤，仅仅用了不到90天的时间，就写出这部50万字的小说初稿。可见其爆发力之强盛。

       现实生活中的莫言的母亲，确实令莫言刻骨铭心。在他荣获诺奖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中，他就是以对母亲的深情缅怀作为开篇的，而且一口气讲了母亲的七八个故事，热水瓶的故事，吃饺子的故事，卖白菜，拾麦穗，长期患病而始终不肯放弃生命的坚强，家境贫寒却支持儿子学习读书的见识，在在见出一位乡村母亲的坚韧、慈爱与洞见。这样的母亲令人敬仰。人皆有母，母亲和儿女，是最天然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尤其是在风急浪涌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中，母亲的关爱给子女们提供了最深厚的庇护和支持，经历过战争、饥饿与“文革”动乱，对母亲的回忆文字，更是染上了时代的烽烟而格外动人。2010年出版的一部文集《名人忆母亲》（德玄馨编，上中下三卷，同心出版社），就收入了马克·吐温、横光利一、李光耀、奥古斯丁、卢梭、甘地、梁启超、胡适、钱穆、林语堂、廖承志、冯骥才、三毛、贾平凹等数十位历史文化名人回忆母亲的动人文字。莫言的散文《卖白菜》也成为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

       关于母亲的回忆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但是，凭依这些个人生命中的亲见亲为所感所知，未必就能成为旷世杰作。《游子吟》中“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不是人人都能够有现场体验的，孟郊继续生发出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却是将一个独特的场景，提升到人们通过各种不同场合所体验到的母恩难报的共同情感，具有心灵的穿透力。一位优秀的作家，应该有丰厚的创造性和洞察力，能够将现实生活创生为艺术典型，将个人的亲身所知所感升华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如莫言所说，“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7]

上官鲁氏：伟大而平凡的母亲

      《丰乳肥臀》中的鲁姓女主人公，出生于清朝末期，少女时代有个美好的乳名璇儿，嫁到上官家后被称作上官鲁氏。她的父母双亲都死于德帝国主义强占青岛后，强行修筑胶济铁路而引发的德军与当地村民发生的暴力冲突之中，从小跟着姑姑和姑父长大。姑姑为了她将来能够嫁入一个理想的大户人家，强迫她从小就缠小脚，忍受剧烈而长久的痛苦。待到她长大成人，已经是民国时代，一双曾经饱受称赞的“三寸金莲”，如今失去魅力，只剩下生存和劳作中的种种不便。这似乎也喻示着她与大时代的重重悖谬。

      这不能不令人感慨造化弄人。当年坐在花轿里的戴凤莲，就是凭一双纤纤小脚先声夺人，赢得了余占鳌的爱怜，激起一个青年男子的情欲冲动。与她年纪相近的鲁璇儿，却生不逢时，佳人不遇。而且，鲁璇儿在此后的人生中，注定要比戴凤莲承受更多的煎熬苦寒。

      《红高粱》中的戴凤莲，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狂放女性。她天性聪慧，又敢作敢当。在她的生命最为辉煌的时期，就是从她出嫁到在高粱地里中弹倒下，前后15年左右，正是从少女的豆蔻年华到干练少妇的30出头年纪，她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她既有单家的产业为她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又有草莽英雄余占鳌为她遮风挡雨。她自己也非常了不起——敢于大逆不道地抗拒命运，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敢于在身处危机时铤而走险，到土匪窝里厮混以求自保，也不把贞洁与性爱的专一作茧自缚；在余占鳌和国民政府所属抗日游击队冷支队长谈判的场合，她以极大的魄力，推动他们达成联合作战的协议；她也有足够的智慧，在日军进入酒坊、自己面临遭受凌辱的险情面前，她把罗汉大爷的血涂抹在自己的脸上，还做出被吓得发作了疯癫的模样，装疯卖傻逃脱了日军淫靡的魔爪。莫言称她为乡村妇女个性解放的先锋，并不夸张。

      《丰乳肥臀》中的女性上官鲁氏，同样是莫言全力以赴地加以塑造和歌颂的，而且是莫言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女性形象，但是，她的一生，不但是同样有戴凤莲的敢作敢当，还有更为漫长的历史苦难，将其日常生活的艰辛一面展露无遗。

      承受血肉和血泪之痛裹成的小脚，从全社会的追捧到鼎革之际的失宠，璇儿也随之贬值，她无奈地嫁到世代打铁为生的上官家，名字也变作上官鲁氏，但是，这个家庭中的两代男性孱弱不堪，她不但要和婆婆一样，承担家中繁重的体力劳动，还因为婚后数年没有生育遭受丈夫和婆婆的歧视和凌辱。荒诞的是，造成不育的原因在于她的丈夫没有生殖能力，但这是上官鲁氏无法分辨的事情，婆婆的轻蔑和责罚全部落在她身上。而且，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下，即便是生了女孩，她在上官家仍然是没有地位的，上官鲁氏分娩之际，她家的母驴也在生骡子。驴和人都遭遇难产，但上官鲁氏的婆婆更关心的是那头母驴。他们为难产的母驴请来了兽医，对难产的儿媳却非常冷落。为了争取做母亲的权利，也是为了生个男孩，以便能够在这个几代单传的家庭中挺起腰杆来，她突破了人伦的底线，和自己的姑父、过路的男子、庙里的和尚、教堂的瑞典神父等性交“借种”，一连生了七个女孩，最后一次生了名为金童和玉女的双胞胎，才算遂愿。

      然而，苦难并不就此解脱，时代的凄风苦雨，让这个本来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女性更加处境艰难。就在母亲分娩双胞胎时，日军闯入村庄，烧杀抢掠，她的公公和丈夫当即遇难，只剩母亲一人要独力抚养八女一男九个孩子，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婆婆。全家11口人的衣食都压在母亲身上，这在和平时期都难以想象，何况生逢乱世，遍地狼烟呢。

      戴凤莲在抗战初期就死于非命，结束了短暂的青春年华，是不幸，也是幸事。20世纪中期，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乡村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战争，灾荒，饥馑，动乱，上官鲁氏却只能够苦熬苦忍，以母亲的天性，抵御一次次毁灭性的灾难袭来，还表现出一种博大的悲悯情怀，宽恕和救助曾经伤害过自己的落难者。戴凤莲与时代的关联性是跳脱的、有选择的，《红高粱》的跳跃性叙事，使得戴凤莲摆脱了日常生活的世俗凡庸，上官鲁氏却必须首先要解决抚养儿女及第三代外孙男女们的生活必需，首先要解决每天每日的柴米油盐。

      围绕着母亲和她的后代们的悲凉命运，作品展现了历史风云的波诡云谲，气象万千。女儿们由于婚嫁情爱，卷入了抗日战争的多方角力，分别嫁给一群桀骜不驯敢打敢杀却谈不上多少政治觉悟的乡土豪强人物：抵抗过日军入侵，后来当了还乡团长的当地大户人家司马库，拉起一支黑驴鸟枪队与日军作战、后来投敌充任“皇协军”旅长的沙月亮，懂鸟语、善捕鸟、通武术的“鸟儿韩”，八路军爆炸大队的成员鲁立人和孙不言，加上被日军击落其战机的美军飞行员巴比特。以此，汇集了除了日军之外的各种武装势力——通过情爱关系，他们纷纷闯入母亲的家庭，彼此之间的战斗和杀戮却有增无减。还有的女儿因为生活所迫，被卖做白俄贵族的养女，或者自卖自身进入妓院。母亲无法控制女儿们的选择，但她对女儿们的丈夫和情人，却有着独到的评价，认为他们个个都是挺直腰杆的男子汉，以此而超越了她所难以理解的时代政治。

      难能可贵的是，母亲在将儿女们拉扯大的同时，又接受了奔波在外的女儿们送回来的不同出身的外孙男女，不问其父亲的身份地位和政治背景，一视同仁、不遗余力地将他们抚养成人。从多种军事力量角逐拉锯、局面错综复杂诡异多变的抗日战争，到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乡村中的喧嚣与骚乱，在数十年的动荡和灾难中，成长中的子女们，以及她们的下一代，一次又一次地遭遇生存危机，母亲以其顽强、坚忍、自我牺牲和博大襟怀，为子孙两代人提供了超越极限的庇护。作品中有个细节，在大饥荒中，母亲在给生产队磨豌豆时，一把一把地把生豌豆吞入胃里，回家后再把喝下大量清水把豌豆呕吐出来，带着血丝和胃液，洗干净后再捣碎了给孩子们吃。她是把自己的生命分给了自己的孩子们。母亲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延续生命、传宗接代，这是人类繁衍自身的需要，甚至也可以说是生物界的一种本能，各个物种都要尽力地繁衍传承自己的后代。就其精神价值而言，这说不出有什么形而上，说不出多么的高迈超拔，但是她为此付出的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努力，穿越历史的苦难动荡的坚忍不拔，却是感人至极，充塞激荡于天地之间。

      这样的母亲，伟大，却不神圣，她身上落满人间的尘埃，却没有圣母的灵光圈。从《枯河》《欢乐》的批判兼悲悯的笔致，到《丰乳肥臀》的正面讴歌，莫言笔下的上官鲁氏，充分展现了她的母性，如莫言所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面,真正‘苦大仇深’的是女性。毛主席也讲过,女性除了身负几座大山以外,背上又多了一个‘夫权’。而且女性面临的环境很严酷——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也包括肉体上的。例如那种病态的审美,裹什么小脚啊；还有落后的生育观念啊,导致很多女性死于非命,非常残酷。即便是这样,中国的女性还是非常了不起。每当家庭和社会遇到重大动乱的时候,女性肯定是起到了一种坚强后盾的作用。而且我觉得每次面临重大事件的时候,女性表现得更有力量,更坚强。女性的生命力量更加强大。我分析了一下,我觉得是跟母性有关。女人多了一层性,就是母性。而这个母性一旦被唤醒,它所产生的力量可真算是移山倒海,一个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一个母兽保护自己的幼仔一样,那样一种牺牲精神会吓退所有的猛兽的。”[8]然而，这位母亲同样是具有叛逆与颠覆意味的。她为了求子，先后和包括她的姑父在内的多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最初是在姑姑的安排下被迫为之，后来就变成积极主动地寻找机会，这和通常人们心目中女性的行为规范大相径庭，更与纯洁神圣无缘。

      莫言总是带着乡土大地的浑厚苍茫，母亲的形象因此更具有人间气息，更富有生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无尽勇气。正像刘再复先生所言——

     他还有一颗上帝心灵，这就是“大悲悯”的心灵，他郑重地解释过什么叫做“大悲悯”的心灵。他说，所谓大悲悯，就是不仅要同情“好人”，也要同情“坏人”；不仅要悲悯“他人”，也要悲悯自己。在他的视野下，无论是“好人”或“恶人”，还是“他人”或“自己”，都是可怜的人。也就是说，文学境界，不仅要高于好坏判断的功利境界，还要高于善恶判断的道德境界，它属于慈无量心、悲无量心的天地境界。莫言的这种思想完全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通。这两位文学巨人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巅峰，就因为他们抵达这一文学境界。所以他们不仅拷问世俗意义上的所谓“罪人”（坏），而且拷问罪恶掩盖下的“洁白”（好），从而显示出“灵魂的深”（鲁迅语）。莫言因为拥有大悲悯的心灵，所以才写出《丰乳肥臀》这种颠覆权力书写的历史而写出完全文学化也完全莫言化的中国百年史。这部长篇小说以母亲为核心，她的大悲悯的胸怀容纳20世纪中国的全部动荡，全部苦难，全部纷争，全部是非。母亲八个女儿和相关的生命，不管他们是属于军阀或土匪，共产党或国民党，“革命”或“反动”，左派或右派，母亲都展示出超党派、超善恶的胸脯，一律报予悲悯，一律报予眼泪和乳汁。《丰乳肥臀》里的母亲又是最伟大的母亲，又是最可怜的母亲。她承受一切屈辱，承受一切灾难，她是中华的伟大圣母，又是中华的可怜女人。她的胸脯是一片慈悲的大地，一片上帝的心灵。[9]

长不大的孩子  恋乳癖的金童

      然而，上官鲁氏的母性的过分张扬，不意间却给她带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巨大缺憾，她唯一的儿子金童，在成长期间一直以母乳为食而拒绝五谷，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保持了病态的“恋乳癖”。金童是唯一的男孩，又是母亲生育史中唯一一次为了心中爱情而与瑞典神父马洛亚做爱所生，当然非常金贵。但是，金童生来的一头金发和混血像貌，又使他从小就生活在非议和歧视的境地中，进而造成他对母亲的过度依赖。金童眷恋乳房，刚开始离了母亲的乳汁就无法生存，吃别的食物都会呕吐，到了40多岁还是离不开母亲的乳房，甚至对众多妇女的乳房都恋慕不已，以此终其一生。

      如何诠释金童的恋乳癖，学人和读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事哲学研究的邓晓芒指出，金童表现出的是男性的普遍病态。文学评论家张清华将其阐释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生存，金童的混血儿身份正好象征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无所归依的迷惘。也有激烈的批评者，见乳房如洪水猛兽，视金童为色情流氓，这实在是误解了莫言。莫言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直感性，金童的恋母，不是通过各种心理描写或者隐喻移情去进行，而是将乳房作为母亲的指代。金童对一个个形状各异的乳房的触觉，充满了孩子的好奇和向往，而不是成年男性的欲望发泄。就像《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他拔光了满地的萝卜，不是为了解馋，不是为了充饥，而是渴望从中再度发现那个玲珑剔透、流光溢彩的红萝卜。在莫言看来，萝卜和乳房，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没有道德化的高下，孩子的追求，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但是，金童确实是终生无法摆脱母亲的荫庇的孩子，一直停留在儿童状态而拒绝长大，心理学理论上被称为“彼得潘综合征”。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乡野的上官鲁氏，从最初的无限溺爱，到对金童的成长停滞，产生强烈的失望，以至于痛骂他，“我本来想生一个站着撒尿的儿子，没想到生了一个窝囊废，我不要一个整天吊在女人乳房上的男人，我要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金童在他的前半生，一直是战争与饥荒的旁观者，看着他的姐姐和姐夫们在权势、武力的争霸中，在情与性的泛滥与狂欢中，生生死死，来来去去，从来没有真正介入现实生活。不曾想到的是，生于乱世、浑浑噩噩的金童，到20世纪晚期，却赶上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先在外甥鹦鹉韩夫妇开办的“东方鸟类中心”任公关部经理，后在司马粮投资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任董事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一场场金钱游戏的闹剧和骗局，见识了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接触了权力与金钱，高官和老板，作家也由此展现了拜金主义导演下的暴发与破产、迷狂与毁灭的时代狂欢，——连金童这样怯懦无能的弱智者，都被裹挟进滚滚商潮之中，价值观念的崩塌，人性与理智的丧失，及其覆盖面之广，由此可见一斑。这成为作品中所描写的20世纪中国的落幕之笔，莫言对于畸变时代的破坏性和荒诞性的批判，可谓入骨三分。

大爱无疆超敌友，百年沧桑泯恩仇

      在新版《丰乳肥臀》的扉页上，新增了莫言的一首打油诗：“曾因艳名动九州，我何时想写风流。百年村庄成闹市，五代儿女变荒丘。大爱无疆超敌友，小草有心泯恩仇。面对讥评哭为笑，也学皮里藏阳秋。”

      《丰乳肥臀》开始于1900年的胶东农民抗德斗争，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浪潮汹涌，借助于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的生命历程，展现了20世纪中国百年的风云跌宕，世事沧桑。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社会层面来看，政治、经济、文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突与转型，从个人选择来看，生命的存亡绝续都变得异常艰难。在大时代的喧嚣动荡中，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的母亲，却表现出超越有限政治、超越个人恩怨的博大和悲悯。她不但拉扯大了儿孙两代人，还带大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司马粮，也救助曾经加害于自己的乡民房石仙。这样的举止让金童难以接受，在他的记忆中，“就是这个房石仙，去年担任村里看守庄稼的警卫，每天下工时，站在村头，搜查社员们的筐篮和身体。母亲在放工回家的路上，捡了一个红薯，放在草筐里，被房石仙搜出来。他说母亲偷红薯，母亲不服，这混蛋，竟扇了母亲两个耳光，连鼻子都打破了，血滴在胸襟上”，此刻，母亲自己也是“文革”岁月的落难者，被红卫兵押着走在游街示众的队伍中，当房石仙一时犯糊涂跳水自杀，母亲挺身而出，把他拉到岸上，还脱下身上的大襟棉袄给他御寒，自己身上只剩下一件单褂，沾染过遭受房石仙殴打而流出的鲜血的白布单褂……

      许多论者称赞说，母亲身上汇聚了大地养育万物而不有的本性，还应该补充说，她当年在走投无路中走进了教堂，临终之际又沐浴在神父的布道声中，基督教和上帝所代表的同情和悲悯情怀，也成为这位土生土长的母亲的重要精神支柱。

     《丰乳肥臀》在艺术上也是可圈可点的。莫言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评价这部作品的磅礴气象说，“从黄河里舀起一碗水，不难看到碗底的泥沙。不过我们站在河边，首先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丰乳肥臀》是一道艺术想象的巨流，即或可以指出某些应予收敛之处，我仍然认为是长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五十万言一泻而下，辉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苦难重重的战争年代，写得尤为真切凝重，发人深思。”[10]激荡的百年历史，将民族和个人的生死存亡一次次地推向了极致化的情境，又都凝聚在母亲这里，激发出一次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剧烈回响。时局纷纭变幻，命运千回百折，唯有母亲的博爱和悲悯，勇于自我牺牲也勇于冲决种种桎梏的气魄，支撑这个家庭、承受重重苦难而仍然生气淋漓、包容一切。莫言的笔触，一向是浓墨重彩，铺排张扬，情感饱满，文气浩荡，加之对母亲的挚爱，使得作品具有博大雄浑的格局和直击人心的感染力。

作者简介

      张志忠教授1953生于山西太原，先后毕业于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分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多年，并任文学系主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台北教育大学和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访问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张志忠教授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先后获“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奖项，是莫言在中国最早的发现者和研究者之一，是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首席专家。先后出版过《莫言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迷茫的跋涉者》《1993：世纪末的喧哗》《天涯觅美》《卑微的神灵》《90年代的文学地图》《1996：风乍起》《求真之道》《当代长篇小说论略》《世纪初的漂浮与遮蔽》《华丽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中国当代文学60年》《在场的魅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集》《在多重转型中兴起、全盛及分化：新时期以来北京作家群》等学术论著、教材和译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文学评论》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其中有4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

本文原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

[2]莫言：《白狗秋千架·枯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81-182页。

[3]这一段文字是：

……跳蚤在母亲紫色的肚皮上爬，爬！在母亲积满污垢的肚脐眼里爬，爬！在母亲泄了气的破气球一样的乳房上爬，爬！在母亲弓一样的肋条上爬，爬！在母亲的瘦脖上爬，爬！在母亲的尖下巴上、破烂不堪的嘴上爬，爬！母亲嘴里吹出来的绿色气流使爬行的跳蚤站立不稳，脚步趄趔，步伐踉跄；使飞行的跳蚤仄了翅膀，翻着筋斗，有的偏离了飞行方向，有的像飞机跌入气涡，进入螺旋。跳蚤在母亲金红色的阴毛中爬，爬！——不是我亵渎母亲的神圣，是你们这些跳蚤要爬，爬！跳蚤不但在母亲的阴毛中爬，跳蚤还在母亲的生殖器官上爬，我毫不怀疑有几只跳蚤钻进了母亲的阴道，母亲的阴道是我用头颅走过的最早的、最坦荡最曲折、最痛苦也最欢乐的漫长又短暂的道路。不是我亵渎母亲！不是我亵渎母亲！！不是我亵渎母亲！！！是你们，你们这些跳蚤亵渎了母亲也侮辱了我！我痛恨人类般的跳蚤！写到这里，你浑身哆嗦像寒风中的枯叶，你的心胡乱跳动，笔尖在纸上胡乱划动……（《欢乐》，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与莫言相交很深的余华，为此做出精彩的阐释：

  莫言在《欢乐》里歌唱母亲全部的衰落时，他其实是在歌唱母亲的全部荣耀；他没有直接去歌唱母亲昔日的荣耀，是因为他不愿意在自己的歌唱里出现对母亲的炫耀；他歌唱的母亲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一个时间和磨难已经驯服不了的母亲，一个已经山河破碎了的母亲。正是这样的母亲，才使我们百感交集，才使我们有了同情和怜悯之心，才使我们可以无穷无尽地去付出自己的爱。      

  当那只跳蚤出现时，从母亲紫色的肚皮上出现，这时候的跳蚤已经不是现实中的跳蚤了，它成为了叙述里的一个惊叹号，或者是歌唱里跳跃的音符，正是它的不断前行，让我们看到了母亲的全部，母亲的过去和母亲的现在，还有母亲的末日。当它最后爬进母亲的阴道时，正是齐文栋寻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开始。      毫无疑问，这只跳蚤是激情的产物。作为叙述基础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呢？这一点人们已经知道了，知道她的紫色肚皮，她的瘦脖子和破烂嘴巴，来到这样的母亲身上的只能是跳蚤了，如果让一颗宝石在母亲的紫色肚皮上滚动，这情景一定让人瞠目结舌。

  因此，跳蚤的来到并不是出于莫言的邀请，而是叙述中母亲的邀请，那个完全衰落了的母亲的邀请。就像倒塌的房屋不会去邀请明亮的家具，衰落了的母亲除了跳蚤以外，还能邀请到什么呢？可是他们没有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莫言在《欢乐》里让一只跳蚤爬进了母亲的阴道，所以莫言亵渎了母亲——在这句简单的话语里，我们看到了来自语言的暴力，这句话语本身的逻辑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问题是这句话语脱离了《欢乐》完整的叙述，断章取义地将自己孤立起来，然后粗暴地确立了莫言亵渎的罪名。

——余华评莫言：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524/c404030-30011455.html

[4]莫言《“大肉蛋”》，《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5]王妍：《莫言：只要能写出“新”人来》，《辽宁日报》，2010年6月10日。

[6]莫言：我笔下的女人都是一个人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0/20001224/class001000015/hwz275211.htm北京晨报，2000,12,24

[7]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2)-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12-08/4392599_2.shtml

[8]莫言谈创作:"高密东北乡",我创造的文学王国_新华网山东频道

http://www.sd.xinhuanet.com/2012-10/16/c_113388913.htm

[9]莫言成功的三个密码_刘再复_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081e90102vgj2.html

[10]这是徐怀中在为《丰乳肥臀》荣获云南省的文学期刊《大家》创设的“大家文学奖”时所写的评语，转引自《读药》第88期：《丰乳肥臀》，凤凰网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