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说是“极左阶级论”，是因为它和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阶级斗争理论有极大的偏差。“极左阶级论”，只是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史观”、“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共产党宣言》里所强调的阶级斗争要通过“和平”的、“人道”的、“合理”的方式进行，忽略了其最高境界是“人的自由”……忽略了恩格斯在该宣言二十三年之后对工人运动阶级斗争新的发现和反思，例如“法制”、例如“议会”、例如“选举”等等，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拥有更有效手段来维护自己权益而不是专政和暴力……[1]但是经过苏联革命实践极端化了极左阶级论，移植并横行于中国几十年，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本之精义，也异化了人性。

莫言自幼生活在一个极左阶级论十分严酷的时代，作为被划为“中农”的管氏家族，受尽了欺凌和侮辱，全家人都过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穷日子。莫言的弟兄们作为“中农子弟”在升学、入党、参军、提干这些好事上屡屡受挫。学习成绩优秀的莫言的长兄管谟贤1963年考上了上海华东师大，但入学后县里仍然收到“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来信”的指责；莫言小学五年级毕业的时候，正是极左阶级论盛行的“文革”时期，在“贫下中农推荐上学”的规则下，莫言只能被迫辍学去当放牛娃；曾忍辱向毛主席画像请罪；曾连续三年参军体检连续三年政审受阻……中农子弟莫言吃尽了极左阶级论的苦头，对这样的童年少年的生活，莫言至今耿耿于怀溢于笔端。但是，莫言的复杂也在这里，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里，对莫言熏陶影响最大的也只能是经过极左阶级论筛选过滤后的红色经典，童年莫言写的茂腔“列宁同志很着急”的唱段、少年莫言的小说习作“老地主破坏农业学大寨深夜砍马腿”的故事，同样受到了那个时代文化氛围的影响。后来21岁的莫言终于参军，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是在解放军部队当政治教员的经历，使莫言有条件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系统地了解了何为马克思主义，何为真正的阶级学说。对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生存最高境界“自由”平等的向往，莫言应该有着比常人更痛切的感受。

“文革”结束，“极左阶级”政治“解冻”后，生性敏感的莫言属于最早感知春江水暖的人，1981年发表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即开始动情地呼唤人性，而后的成名作他奏响了《民间音乐》一改传统的审美观念，继而高举《透明的红萝卜》，突围了极左阶级论和极左文艺规训的藩篱，闯进了一个完全自由的艺术新世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三十多年奉献出了11部长篇，百余部中短篇。他对极左阶级论的反叛，他思想的自由和艺术表现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追求，以致文学评论家们失语，找不到合适的理论依据来分析解读莫言笔下模糊的人物、模糊的故事、模糊的思想和感情。但这并不妨碍“一把钥匙打开千把锁”的极左阶级政治的大批判，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作品都招致过这样的批判。在这样的批判声里，安静的莫言并没有站出来反击，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和调动；在这样的批判声里，莫言继续用他犀利的笔，探进历史和人性的深处……作为共产党员莫言，他真诚地用文学守护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最高境界一人的自由，拷问着历史，反驳着扭曲人性的极左阶级论；作为红高粱大地之子的莫言，他忠诚地讲述着这里的沧桑历史、传奇人物和爱恨情仇的故事，呼唤着人性天良真善美，鞭笞着“乌龟王八”假恶丑，继续着他“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三十年过去了，著作等身的莫言，获得了世界文坛的认可，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诺奖委员会的颁奖词，并没有说出莫言的全部，国内外的文学评论家们也没有说出莫言的全部，而且评论界仍然在使用已有的或现实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或黑色幽默的、或者魔幻现实的、或其他现代派的等等理论，去框宥解释这位融古今中外小说技法于一炉且至炉火纯清的怪才莫言。我期待有志的青年学者们不要仅仅停留在解释莫言之中，而应该有勇气超越莫言之上，创造一套属于莫言而更属于理论家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像别林斯基超越了普希金、果戈理那样，踏着前人的肩膀形成了“典型人物”学说；就像巴赫金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创造“狂欢”“复调”小说理论；就像赛义德超越了狄更斯、福楼拜、康拉德们那样，去发现“同谋”论的“东方主义”；就像刘勰超越了众多作家作品那样，去创立体大思精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文心雕龙》……千家说尽何须我，别具胆识向洪荒，寄希望于未来一代，莫言研究一定会有新气象。

参考文献：[1]贺立华.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时代解读[J].理论学刊，2005，(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倾目编号：13&ZD122。本文作者系该项目专家。